提示：点击上方"微长汀"↑订阅本 　　直面强敌的桥头堡

　　据上杭南阳籍（原属长汀）开国少将黄华炜将军回忆，年春，武平县被以钟绍葵为主的反动地主民团所把持，长期与共产党和红军、苏区群众为敌。为了扩大苏区，中共武北特委书记张涤清奉命在武平北部群众基础较好的小澜、桃溪一带建立红色政权和武装，以孤立武平县城之敌，和上杭官庄、回龙，长汀濯田、宣成苏区打通连成一片。由于地缘关系，百丈礤在苏区时成为直接面对武平北部反动势力的桥头堡，这也意味着百丈礤革命群众随时可能付出沉重的鲜血和生命。今年98岁高龄的百丈礤村民阙聪姑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80多年前残酷的斗争岁月。

　　“我娘家是上杭通贤人，从小抱到百丈礤林家当童养媳。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百丈礤有两种兵，一种红、一种白。百丈礤地方不大，可是有好几座炮楼子，就是用来藏兵的。‘头帮红军’我才十岁上下，胆子小，大人叮嘱一有风吹草动就躲在家里，哪也不能去。但我晓得百丈礤人参加革命不怕死，牺牲的男丁真不少。10岁那年，有一批叔叔、哥哥参加红军去打濯田，最后只回来一个‘层刀’大伯的儿子，怕被敌人追杀躲到外乡当了别人的儿子。从那以后，百丈礤就经常打仗，一阵红一阵白，村里的男丁越来越少。我11岁时回到通贤娘家躲兵灾，15岁再回到百丈礤，看到很多熟悉的叔伯大哥都没有回来。”

　　“参加红军的男人牺牲了，家里的女人有的被反动派卖掉，有的无法过活偷偷跑了，那时候天天听到有老人撕心裂肺地哭。前几十年，很多老婆婆坐在一起，讲起牺牲的老公和儿子，一个个都还流眼泪。我哭着劝她们不要哭，大家都有人牺牲了，我娘家的三个舅舅参加红军也全部牺牲了。”

　　“百丈礤有没有乡苏政府我那时还小不清楚，我只记得红军在百丈礤驻扎过，有一次去攻打武平中堡的民团，没几天民团来到百丈礤报复把红军的炮楼烧掉了，还烧掉了七、八十间红军家属的房子。过后红军又派劳力把炮楼造回去了……”痛苦的回忆让老人声音哽咽双眼湿润，听者无不心中酸楚。

　　采访中我们意外得知，刘亚楼革命之初曾在张涤清的领导下工作，是武北革命的得力干将。阙聪姑61岁的儿子林德兴介绍，其父林书春等人生前曾亲眼看到少年刘亚楼跟随张涤清率领武北四支队来到百丈礤驻扎，在民房里帮助红军游击队做饭，当时大家都以为刘亚楼是小伙夫呢。在中共武北特委的领导下，百丈礤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坚强的游击队武装。山高林密、易守难攻的百丈礤作为武北革命的一个重要据点，自此以革命的堡垒对阵反革命的堡垒，针锋相对，残酷激烈。因而招致武北反动民团一次次疯狂报复，阙聪姑老人的血泪控诉正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铁骨铮铮的百丈人

　　《武平人民革命史》记载，年12月5日，张涤清、李长明等人领导的小澜农民暴动成功后，暴动武装和原武北农民自卫军合编为闽西红军游击队武北第四支队，这支队伍在战斗中成长为一支劲旅，威震杭汀武边界。百丈礤的众多热血男儿也成为主力红军、四支队和地方赤卫队的指战员。

　　年12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盘踞在汀杭武边界的国民党卢新铭部和武平钟绍葵的“汀属武装救乡团”大举进攻苏区，首当其冲的武北各区、乡苏区政权和赤卫队被迫转移到上杭境内的回龙、官庄和长汀南部的宣成一带。年初，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指令成立杭武县，包括百丈礤在内的武北区划为杭武县第八区。

　　浏览羊牯乡烈士花名册，赫然在目一串来自百丈礤的子弟兵，他们都是正规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骨干，文武兼备。其中军事骨干有：林佩春（年生），汀杭游击队大队长，年在百丈礤被民团杀害；林玉明（年生），汀杭游击队副大队长，年在上杭朱子坑牺牲；林新堂（年生），武北四支队中队长，年在上杭县牺牲。林本春（年生），百坪乡赤卫队大队长，年因误为社会民主党被害于上杭；林万立（年生），武北四支队中队长，年因误为社会民主党被害于长汀赖坊；钟发昌（年生），红34师机枪连连长，年到长汀中复村后无音讯；林喜春（年生）、林德洪（年生）2人为武北四支队战士，年因误为社会民主党被害于长汀赖坊……

　　政工骨干有：林寿堂（年生），中共武北区区委党支部书记，年因误为社会民主党被害于长汀赖坊；钟荣梁（年生），宣成区游击队宣传员，年在宣成余周牺牲；林怀美（年出生）、林水春（年出生），二人皆为武北四支队宣传员，年因误为社会民主党被害于长汀赖坊……这些烈士大部分是年左右参加革命，其中年龄最大的50岁，最小的仅17岁。

　　今年95岁的百丈礤杨梅坑村民钟玉珍原为乡苏儿童团员，其父钟荣雪时任武北湘湖区杨梅坑乡苏文书。当年钟玉珍和钟发科等20几个儿童团员经常在百丈礤公王墩的大坪里操练、唱红军歌，在村里重要的出入口站岗、查路条。上级苏维埃政府在百丈礤开办了列宁小学，下发了专门的课本教材，由一位30来岁的先生负责教书。据钟玉珍回忆，百丈礤早期就在张赤男的领导下，发展秘密农会会员。公开斗争后，张赤男曾带领攻打武平桃溪的部队数百人在百丈礤驻扎过，乡苏的赤卫队也跟着红军开拔配合作战。

　　据83岁的村民林德路介绍，当时百丈村成立了一支以林佩春（乳名油桐子）为负责人的赤卫队。年农历3月间，百丈礤游击队配合张赤男率领的红四军一部攻打桃溪白区，给予反动民团沉重打击。同年农历4月12日，桃溪反动民团对百丈礤进行毁灭性报复，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全村70多户树扇屋、吊脚楼仅有2户幸免于难。对被指认的革命积极分子不管男女老少，一律枪杀，被害人员11人（含普通农民3人），酿成百丈礤历史上耸人听闻的“4·12”白色恐怖事件。所幸大部分革命骨干事先得到消息撤离到牙狮岽一带，保留了革命火种。

　　百丈礤的浩劫远不止一次，钟玉珍清楚地记得，庚午年（年），老人6、7岁时，亲眼看见上杭官庄钟家子的反动民团多人洗劫百丈礤，所有红军家属遭到涂炭。百丈礤一次次遭到反动派的无情蹂躏，所有红军家庭妻离子散，其中承受的苦难超乎人的想象。尽管如此，铁骨铮铮的百丈礤人擦干眼泪掩埋亲人，重建家园，对敌斗争的意志却更加坚定。

视死如归的红军儿女

　　“百丈礤红旗不倒，是因为有太多不怕死不怕杀的带头人。”钟玉珍语气陡然高亢：“杨梅坑乡苏政府驻扎在钟荣泮家隔壁，是一座两层高的楼房。那时候经常召开各种会议，向群众宣传扩大红军，通知大家支援红军打仗。村里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红军打仗就跟着队伍走。村里家家户户的妇女都在家里打布草鞋，做好几十双就送到乡苏政府，乡苏组织运输队统一上交到湘湖区苏。”

　　“没有想到的是红军内部出问题，杀‘社党’损失了太多的革命力量。钟荣任，乳名道子，曾经当过乡苏主席，后来参加武北四支队担任连指导员。我见过道子叔，他的文化水平有高中程度，写的红军标语很漂亮。个子也很高大，高颧骨，脾气性格很急，说话做事雷厉风行。因为被指控为‘社会民主党分子’，年间在水口至长兰村的一条山埂上被害。他家两代有四个人参加革命，或牺牲，或被卖，或逃难，或因悲伤过度而死，这个家庭为革命牺牲太多，虽然没有一个人得到革命烈士的名份，我们这一辈的百丈礤老人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杨梅坑的钟荣开参加乡苏维埃政府工作宣传扩红时，被官庄国民党民团抓住杀害，年纪才30出头。乡农会主席钟荣坤被反动民团杀害。钟雪姑是乡苏的妇女干部，被杀害时才20几岁。钟荣梁在吴坊打仗时牺牲了。乡苏干部余香莲在大洋前被敌人杀害。钟荣集年在武北湘湖区守土楼时牺牲。钟荣彩年间误杀‘社党’时在赖坊牺牲。年至年间，百丈礤家里呆不住了，大家只好到外地投靠亲戚朋友。当过乡苏文书的父亲带着我们全家搬到赤男区（年张赤男牺牲后宣成区改称赤男区）。父亲在宣成寨背村的纸寮里帮人做纸，一边维持赚钱家庭生计，一边参加当地游击队的工作。我在宣成张屋铺看到很多大人用土办法熬制硝盐，没日没夜地干，熬好了就上交给县苏、省苏，为了红军打胜仗、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群众的热情实在高涨。”

　　林德露从小听长辈讲家乡的红色故事，他记忆最深的是英勇就义的林佩春烈士。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原杭武游击队队长林佩春率领一支小分队，在福建省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的领导下，在汀杭武交界山区坚持游击斗争。同年年底的一天，林佩春等人在百丈礤一座纸寮里秘密开会传达上级指示，入夜，叛徒向白军告密，敌军四面包围。林佩春发现门被反锁，纸寮四面高墙没有窗户，正想用竹皮绳攀上屋顶逃生。敌人从竹筒通风口塞进一枚手榴弹，林佩春被炸伤一条腿，重伤的林佩春被蜂拥而入的敌人抓住，拖到百丈村顶头坪埂上，林佩春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被灭绝人性的敌人开膛破肚、割耳挖心、肢解碎尸，残酷折磨而死。

　　无论是亲历者口述还是知情人的相传，百丈礤的红军烈士远远不止花名册上的人数。由于处在偏僻高山、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当事人的后代被卖或逃到外乡居住等原因，许多百丈礤的烈士没有得到落实。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姓名也许会渐渐被遗忘，但可歌可泣的事迹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永远不会磨灭。

密竹凹决死突围

　　从百丈礤步行，沿着通往南面官庄的千年古道攀登而上，向导钟德银、钟永德、林德琳三人一路为我们用砍刀劈路，带着我们钻越荆棘茅草丛艰难前行。走到古树森森、竹林茂密的密竹凹，向导们停止了脚步，神情肃穆地指着古道旁一个硕大的山包对我们说：“这里就是当年红军游击队密竹凹战斗牺牲烈士的群葬墓。从解放初期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百丈小学和武北新澜小学、新华小学的师生，每年都会来这里扫墓，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现在几十年没有人来了。墓堆对面原来有一座革命亭，因为竹山开林业，公路推掉了。”

　　对于密竹凹战斗，百丈礤的男女老少几乎无人不晓。钟玉珍说：“年春，我当时11岁，在百坪小学读书。突然听到远处传来炒豆子一样的激烈枪声，还有轰轰的炮声。教书先生怕出意外，带着全体学生紧急转移到10里开外的上杭朱子岗躲避。后来听大人们说，从江西、武北方向来了一支红军，准备经百丈礤到官庄、羊牯一带渡过汀江，到永定和张鼎丞的部队会合。在密竹凹休整讨论突围方向时，因为部队连续作战、昼夜奔波，极度疲惫。夜间，外围警戒的红军岗哨被敌人的尖兵摸掉了，敌人冲到很近前才发觉。红军临危不惧组织防守，伺机突围，但是因为中央军和钟绍葵的民团兵力太多，装备好火力猛。红军游击队大多数是伤病员，枪弹奇缺，基本上靠大刀梭标和自己的身体去拼杀突围，最后几乎全被打光了。密竹凹血流成河，遍地尸体，到处散落零碎的枪支部件、子弹壳，到现在很多大树上还有密集的弹洞，比我大十几岁的林玉书生前还捡到了一个瓜棱形的炸弹。”

　　“杨梅坑的钟发绍生前讲过，红军在密竹凹绝地反击，也消灭了不少敌人，钟绍葵的一个连长被红军打死了。打完仗，白军尸体全部由官庄福泉村的群众用楼梯抬走了。留在密竹凹的红军烈士遗体一个个衣衫破烂、须发蓬乱、肢体残缺，十分悲惨。官庄等地的民间组织动员群众成立收容队，把红军烈士的遗体集中在密竹凹茶亭附近的山窝里掩埋。很多红军烈士的衣兜里带着御寒袪湿的生姜，第二年开始，密竹凹到处长满了成片成片的生姜林，这个事百丈礤人都知道。密竹凹附近有一座叫上阳堂的庵庙，我听庙里的师父钟培春说，带队的红军指挥员有一个是上杭白砂一带的人，很年轻。战后四、五天，红军首长的老婆来密竹凹找他老公的尸体，师父对她说全部都埋乱了，找不着了。首长老婆哭天喊地不愿离开……”

　　据《武平人民革命史》记载，年3月，福建军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地方红军游击队打乱建制进行整编，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率领一支部队在武北小澜、亭头、大水坑一带坚持斗争，相机寻找突围方向。“一天，小澜游击队在密竹凹休整时，遭到多人的国民党‘清剿’部队的前堵后截，大多数牺牲，个别突围。”尽管其中还有很多史实尚未厘清，比如这支游击队是否称作小澜游击队；敌军除了钟绍葵的地方民团还有成建制的中央军……但这是现有党史资料中有关密竹凹战斗的明确记录。

　　幸好，笔者在十余年的采访调查中，先后有多位采访对象讲到了惨烈的密竹凹战斗。年10月，93岁的上杭才溪老红军、原福建军区政治部特派员林攀阶告诉笔者：“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后担任游击纵队政委）李先荣被打散后，突围到濯田园当羊牯一带山区。”百丈礤、密竹凹就在这一区域，李先荣是上杭白砂人，极有可能就是上阳堂庵庙师父所说的带队红军首长之一。年11月，86岁的武平县桃溪镇新澜村老游击队员林太玉对笔者讲述：“年春，我看到有一队红军从新澜经过，听大人说红军要到长汀的密竹凹。后来钟绍葵的兵追赶上来，红军枪少弹少打不赢，牺牲了好多人。解放后我听百丈礤的林东春讲过，有的红军游击队员打散了逃到百丈礤，有10多个人藏在山上，最后还是被敌人包围俘虏了。敌人强令他们交枪，脱下红军服装才让他们各自回家。”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预审员、老红军蓝和鸣在年的一份申诉材料中记载：“年3月农历初八（阳历为4月10日），早上我身边还有十来个人，到晚上只有四、五个人，我在火夹乙（地方名）一个高山茶亭边被钟绍葵的团匪包围俘虏。”火夹乙距离密竹凹约5华里山路，蓝和鸣所说的时间和地点都与密竹凹战斗相吻合。综合以上证据，可以确定密竹凹突围是年4月上旬福建军区红军游击队一部和国民党中央军和钟绍葵民团的殊死战斗。

　　百丈峰巅战旗红，忠魂烈骨不自哀。山风呼啸，如泣如诉。没有墓碑、没有文字，烈士坟茔上已是树竹参天，杂草丛生，令人鼻眼酸涩，悲戚无语。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立夏民间祭祀日。我们采集了一束芬芳的野黄花，和特地带来的香烛一起供奉在密竹凹红军烈士墓群前。心香一瓣慰先烈，大家深深地鞠躬俯拜，默默祈祷长眠于此的红军英烈九泉安息。而作为后来人，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很多……（摘自《红色文化周刊》）

战斗在皖南

　　新四军二支队到达皖南没多久，军部组织了一个“参谋旅行团”到前线去观察了解敌情，这个旅行团由各支队(新四军当时有四个支队)各派一名二科参谋组成，二支队则派出梁国斌。“参谋旅行团”从军部出发，刚好同陈毅（时任新四军军分委记、一支队司令员)同坐一辆车，他是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去联系事情的。梁国斌一行从岩寺出发，经过黄面的半山腰，在太平分手。

　　在太平镇，“参谋旅行团”与陈毅分道而行后，就到茂村、宣域、南陵等地去执行任务。“参谋旅行团”摸清情况，回到二支队司令部后没几天，张鼎丞就给梁国斌派了一个新任务，他说：“你回来得正好，前方情况你们已侦察清楚了，粟裕（二支队副司令）要率领新四军抗日先遣队，到溧阳一带去执行战斗任务，你送他们通过宣城、湾正敌人封锁线后，再到高淳地区摸清敌情，那是二支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梁国斌接受了任务就跟着先遣队出发。一路上梁国斌向粟裕介绍着敌情。不久就在溧阳卫岗打了有名的一仗，歼灭了一个日军大校，炸毁了两辆卡车，首战告捷，给了日军一个下马威。人们都说“八路军的平型关之战，新四军的卫岗战斗”，振奋人心。从此“四太爷”(江准敌占区人们暗中对新四军的称呼)的声威就传开了。许多分散在各地的自发的抗日武装纷纷前来联系，要求收编。

　　在离南京七八十里路的茅山一带，有一团被日军打散的国民党军队，同当地一股青红帮结合起来，号称“抗日司令部”，那股青红帮的头头是一处小煤窑的老板，当了“司令”。他们派了两个代表去找张鼎丞，要求给番号，收编他们，张鼎丞、粟裕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梁国斌，让梁国斌和吴福海等人去同他们谈判。在一个深夜，梁国斌一行化了装，穿过南京附近敌人的封锁线，秘密地到了茅山一带，见到了那个“司令”和团长，同他们谈了一天，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到了改编问题，但对方讨价还价，梁国斌原准备答应给他们一个相当于团的“独立支队”番号，但对方嫌小，一时谈不出结果。于是，梁国斌对他们说：“我们党的政策是欢迎一切真诚抗日的武装的，番号也可以再商量。”最后决定，由那个团长和两名代表随同梁国斌等人一道回支队司令部，进一步谈判。

　　离开茅山的第二天早晨，梁国斌等人来到了京杭国道公路上的一个集镇。这是一个有上千户人家的大镇，这天又正好逢集，街上的人特别多。这儿是敌占区，驻扎着不少日伪军，在街上碰上了他们的巡逻队，伪军和便衣汉奸瞪着恶狼一样的眼睛，凶狠地盘问行人。梁国斌一行走了一个晚上，又饿又累，加上连日冒雨跋涉，梁国斌脚上的丹毒发了，走不动路。于是决定到一家茶馆去休息一会儿，吃些东西，同时观察一下街上发生的情况。

　　这是一家有好几十张桌子的大茶馆，坐满了人，茶客们三三两两地聊着。大家找了座位坐下不久，突然“啪啦”一声，同行的一位指战员腰间插着的二十响驳壳枪掉到地上。这一下子整座茶馆都惊炸了，人们摸不清梁国斌等人的底细，只听得一片翻凳倒桌的杂乱声和“来了！来了！”的喊叫声而乱跑起来，惊动了全街。赶集的、卖菜的、过路的，也都跟着喊：“来了！来了！”乱跑起来。街上又传来了噼噼啪啪的枪声，情况十分危急，随时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

　　梁国斌等人匆匆掏出茶钱，放在桌上，混在老百姓中间，往街口跑去，想趁这混乱冲出去。可是梁国斌的脚上丹毒发作，烧的滚烫，肿得厉害，一拐一瘸地怎么也跑不动。正在这紧急时刻，突然看见有四个人抬着一顶花轿，在一个拎着花篮的人的带领下，慌慌张张地走着。看来是去接新娘的。吴福海灵机一动，拔出驳壳枪跑上前去，喝道：“放下！”顺手就把那人的花篮挎在自已胳膊上，又“哗”的一下子拉开轿门，把梁国斌扶进轿子，命令轿夫们抬起轿子就走。这样，梁国斌等人巧妙地混在“迎亲”队伍中，出了镇门，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脱离了虎口，才让轿夫在一条小河边停了下来。梁国斌下了轿子，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怕，我们是新四军，谢谢你们帮了我们的忙！”吴福海把花篮还给了主人，梁国斌等人又给他和轿夫们每人一块光洋，让他们回去。过了河，已经是游击区了，梁国斌一行回到了支队。到部队之后，首长们又和那个团长谈话，谈妥了准备给他番号。

　　此后，又要去完成了一个任务：高淳县石臼湖以北，有一股伪顽军，头目自称是什么“司令”，在那里鱼肉人民，无恶不作。张鼎丞、粟裕让梁国斌去侦察一下。梁国斌说：“如果摸清情况，是否把他们歼灭掉？”两位首长都说可以。于是梁国斌马上带了参谋王培成和侦察员、警卫员等七人，深入到这个地区。通过访问当地老乡，查明这股伪军是国民党溃退南京时窜到这里来的，有一百多人，带了一百多支枪，有三挺机枪和几枝驳壳枪。梁国斌把情况摸清后，立刻到离二多里的地方，找二支队三团某营，请他们协助消灭这股残敌。不料当梁国斌他们准备去行动的时候，伪顽军却在晚上转移了。梁国斌一行七人摸黑从营部出发，在途中与残匪哨兵相遇，把他们俘虏了。根据俘虏交代，摸清他们转移后的驻地、兵力和军官的情况。梁国斌几人不等某营部队来到，就深入匪穴，接连又搞掉了两个哨兵，缴获了三挺机枪，迅速冲进匪军宿舍，匪军正在呼呼大睡，梁国斌等人就把三挺机枪架在三个门口，匪兵陆续惊醒，梁国斌几人一喊“不许动”，匪军们都不敢动弹，那个作恶多端的匪军司令束手就擒。不到十分钟，增援部队赶到，帮助收拾俘虏，搬运缴获的枪支，很顺利地完成了歼灭这股残敌的任务。

　　年春，新四军军分委书记、副军长项英到二支队视察工作。他知道梁国斌在中央苏区做过保卫工作，就调梁国斌到军部，准备派他到江北指挥部去做保卫工作。在去江北之前，梁国斌被调到军部教导总队，做审干工作。这时，梁国斌在军部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是来给新四军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的。梁国斌第一次见到他，是年夏在中央苏区工作的时候。当时梁国斌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福建省分局工作，有一次他来视察工作，梁国斌由邓颖超带着他去汇报工作。周恩来很亲切地接待了梁国斌，聚精会神地听梁国斌汇报汀州市的情况，并且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当时，周恩来留着一把络腮胡子，说话语气坚定而亲切，目光炯炯有神，充满着对指战员的期待和信任。从这以后，梁国斌再没有机会见到他。这次周恩来在军部给干部们作了几次报告，当梁国斌听着他的讲话，看到他仍然那样精力充沛、神采奕奕时，心里非常高兴。周恩来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三个战略阶段，他的透彻分析和严谨的逻辑深刻鼓舞并教育了全场的每一位干部。

(陈淑如整理)（摘自《红色文化周刊》）

洪荣昌

　　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到左进亮老人收藏的“闽浙赣省苏政府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此公债券规格为14.3×7.8厘米，票面金额为壹圆，没有编号，黑色（曾经发行过深蓝色和黑色两种）。公债券上沿以拱形从右到左排列着“闽浙赣省苏政府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字样。印制公债券的纸张是苏区造纸厂生产的“土毛边纸”，比较粗糙，比较厚。在工农图的正中盖着红色圆形印章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方写“闽浙赣省苏财政部”。公债下沿署名“省苏财政部长张其德”，盖有其私章。背面是发行决战公债条例，共有8条，其内容是：（1）省苏政府为充裕战争经费开展经济建设事业，发展革命战争，争取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战胜利，根据全省工农群众的热烈请求与省苏二次执委扩大会的决议，特发行十万元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公债。其用途决以百分之八十作为决战经费，以百分之十作为开展经济建设之用，以百分之十用于救济避匪的革命群众。（2）本公债定额为国币十万元，在苏区与白区推销。（3）本公债利率定为周年一分。（4）本公债限于今年七、八、九三个月内推销完毕。（5）本公债本息，决定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偿还。（6）本公债以苏维埃各种税收为担保品。（7）本公债发行事宜，由各级苏维埃财政部负责。（8）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此公债古朴而不失典雅，粗犷而不失铮骨，让人思绪无法平静而去浮想历史。

　　是啊！这是一张带有厚重历史的公债券，它静默地走过那硝烟弥漫的岁月，见证了革命战争的激烈场景，它就像一个饱经沧桑洗礼的长者，等待人们倾听那些发生过的精彩故事。

　　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调集30多个师约4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妄图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目的。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等沉着应战，共歼灭了蒋介石嫡系部队3个师，俘敌万余名，打败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年9月，蒋介石又调集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状态。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革命根据地，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历时一年之久，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战争之艰苦与残酷令人难以想象。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除了直接踊跃参战外，还积极购买革命战争公债，从经济上用实际行动支援反“围剿”战争。这张留存到现在的“闽浙赣省苏政府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我从左进亮老人那里接过这张小小的纸片时，手里感到沉甸甸的。这是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对第五次反“围剿”的重托，表达了打败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新中国的决心和信心！

　　这张公债券能够顺利发行，离不开方志敏的功劳。方志敏曾领导过江西横峰、弋阳农民暴动，创建了赣东北苏区，领导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年1月，因叛徒出卖，在怀玉山区被捕。年8月6日，在南昌下沙窝慷慨就义。方志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主席把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称之为“方志敏式”根据地。

　　这张公债券虽然设计简单，木刻印刷，但却是所有公债券中最独特的，时代烙印最深的。（摘自《红色文化周刊》）

来源：红色文化周刊

（长汀县广播电视台）

编辑：吴德荣陈炳林邱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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