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相较本科生《城市建设史》作业重点解析某一个自己熟悉的城市,研究生的作业则需要学生从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城乡规划和建筑学等整合的视角,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解读两个以上中外历史城市的空间格局形态特征。
同济大学研究生课程《中外历史城市解读》,深度解读你喜欢的城、镇和村。
——邵甬
1踞山营城:山城一体式人居格局在结合自然山水的中国城市规划实践中,有一种利用山地形胜组织城市格局的规划方式,古人称之为“踞山”。
区区二字,表现出古人对复杂山地形势及其形胜资源的凭依与妙用,在此基础上,进而塑造出山城一体式人居格局,体现一种紧密相联、和谐共生的山城关系[1]。
"踞山"模式的多元特征
不同城市因自然环境的差异在“踞山”形态上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的山-城空间形态关系。例如陕西佳县“磊石而上,山作根基”,整座古城坐落在山顶,三面高崖,东临黄河,形成“踞山俯河”的城市格局;杭州城在初期筑城时便遵循“冠山抗殿”、“笼山为苑”的营城思想,皇城宫殿踞凤凰山而建,同时在城市发展中将周围山水不断纳入城市格局之中。(上)陕西佳县《黄河古堡图》(来源:张福昌画作)(下)杭州古城山水格局图(来源:参考文献[10])此类“踞山”城市多在山顶、崖边等形势特异之处规划布置重要的标志性建筑,构建立体的标识性空间体系[1]。例如陕西佳县依山势险绝之处建香炉寺,“踞山附河”,香火连绵;陕西榆林古城“东倚驼山以防外敌居高攻城”,借助地形高差组织人居空间秩序,于驼山之上建梅花楼、夕照亭、香云寺、昭忠祠、关帝庙等文化建筑,在山下平坦区域布置居住等生活功能。
“踞山”作为一种凭借山地形胜构建城市格局的方法,体现前人在受限环境中创造无限可能的城市营造思想,“因天材,就地利”,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以《管子》为代表的因地制宜的营城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踞山”城市均是“非礼制化”的自由营城模式,不少城市仍严格遵守“中轴对称,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空间格局。例如“九边重镇”榆林古城,在半踞驼山的整体形态下,街巷格局采用棋盘式布局,钟鼓楼、凯歌楼、万佛楼等标志性建筑沿古城南北中轴线串联分布,形成规整严谨的礼制城市空间体系。(左)榆林古城踞山格局图(来源:参考文献[1])(右)榆林府县城图(来源:《榆林府志》参考文献[1])踞山营城的典型实践
常熟与长汀均为在特定自然地形条件下依山筑城的典型“踞山”模式城市。常熟古城(来源:网络)常熟古城常熟地处江南水乡,因“土壤膏沃,岁无水旱之灾”得名“常熟”,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常熟作为吴文化发祥地之一,素有“江南福地”的美名,现为苏州市代管的县级市。吴良镛先生在《论江南建筑文化》一文中将常熟的城市结构总结为:“虞山东端深入城中,西二十里,城“腾山而起”;南有尚湖相倚,为江南奇观;又有一水纵贯,七支横流;山城之美,水乡之秀相互辉映,形成‘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明?沈以潜)的总体格局;城市虽小,气势浩大。”
长汀古城(来源:网络)
长汀古城长汀古城又称汀州古城,位于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闽粤赣三省的古道枢纽和边陲要冲,被称为“福建西大门”。古时汀州府是客家人聚居的第一座府治城市,被誉为“世界客家首府”,古时经济繁荣,“阛阓繁阜,不减江浙中州”,至今保留了独具魅力的客家文化和风土人情。汀州古城墙以汀江为界,从东向南绕到西,一直围到卧龙山山襟,把半个卧龙山都圈在城内,形成城内有山、山中有城的罕见城市格局。从相似性看,两古城规模相当、城市格局完整,均是未遭受大规模城市建设破坏的中小规模古城。从差异性看,两者在山水格局、城市空间形态、民居特色等方面均存在特征差异。年常熟市区图(来源:《常熟历史地图册》)
长汀古城历史地图(来源:改绘自《汀州历代城址变迁图》)
2城市选址的自然依凭常熟古城:择优迁址的管子思想
据文献记载,夏商时常熟属扬州之域,为北吴之境。商末泰伯、仲雍让国南来,华夏文化开始传播。汉代常熟之地始有乡的建制,“汉,吴县有虞乡。”此时的常熟县治位于南沙,即今福山镇,县治狭小且无城墙,只能说是一聚居地。唐武德七年(年)“始迁虞山之下”(《旧唐书》),奠定了以后千年不变的城市位置和建设,是综合了自然、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生活等因素下对空间结构的择优选择结果。
常熟古城自然环境图(来源:参考文献[4])
1、生态安全意义:地势高爽,岁无水旱
常熟城新址位于虞山东麓缓坡(坡度实测在5°-15°之间),其海拔标高平均比四周地面高2m左右[2],“岁无水旱,地势高爽”,而且新址处河网汇集,四通八达,福山原址并无此优厚条件。完全契合《管子》中“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的城市选址思想。
2、防御安全目的:踞山扼守原城址福山地处海滨,县境频繁受海潮、台风等自然灾害袭击影响。此外江南地区连山带海经济繁荣,自古以来山贼海寇众多,山丘对城市防卫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军事上的地形依托[10]。踞山扼守的安全性对于一个城市的持续稳定发展十分有利。3、区位条件改善:经济中心地
据宋代《琴川志》记载,常熟城“东五十里昆山县界,西四十里入江阴县界,南五十里入长洲县界,北五十里至扬子江为界”,表明新城址恰好位于县域中心位置,同时是常熟境内河网交汇的枢纽,对于所属四乡范围的集权管理、经济活动、商品流通和物资集散十分便利。总体来说,常熟古城的选址以其优越的自然山水地形为主要因素,以发达的水网交通和区位经济为次要因素,是“因天材,就地利”的管子营城思想典范。长汀古城:服务政治的礼制思想
唐代汀州的设置完全出于招抚流民、维持统治的政治目的。在汀州设州府之前,闽西山区多为畲族和流民聚集,地方械斗频繁、赋税难收,“潮与漳、汀接壤,盐寇、畲民,群聚剽劫,累政。以州兵单弱,山径多蹊,不能讨”(文天祥《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为了实现对汀州地区乃至闽西山区的绝对控制,晚唐政府决定在闽西设州府,这种为政治服务的营城动机也使得长汀营城初期体现明显的礼制思想。
1、城址迁徙:造郭以守民《周礼·考工记》中“造郭以守民”思想在汀州城址的选择得到了很好的体现[7]。“收拢诸州避役百姓”的政治任务过于急迫,导致政府仓促在大山附近选址筑城。最初择址处山岚瘴气较多,造成糟糕的生存环境,威胁民众安全。经过反复多次迁徙,最后刺史陈剑带领民众迁城至卧龙山南麓白石村(今汀州城),“筑土城卧龙山阳,西北负山,东濒汀江河,南踞卧龙山麓”(《汀州府志》)。该城址是经过地形、土质、水利的严密勘察,无论从风水上,还是从环境上,都解决了最初城址所面临的困扰和问题。
2、子城建设:秩序方正
汀州城垣分子城、罗城两部分,而城垣的营建是对政府控制力的进一步落实。其中子城城廓方正,“周一里二百九十一步”。根据《开庆志》的记述,开庆间子城内的建置包括郡治府衙、五通庙、东西宫庙、灵蛇庙、祐圣堂、天王堂等。规模不大的子城内分布有上述众多建置,可推测唐宋时期子城内主要是官署和祠庙[6]。子城秩序化布局体现出政府对“礼制”的追随。3、罗城建设:自然山水制约相对于汀州选址、子城营建方面来说,汀州罗城的营建面对较多的自然现实制约。一方面是对卧龙山的空间妥协。汀州城所处的山水环境对汀州城的防御有利,但同时也给汀州居民的生活以及城市建设带来了制约。卧龙山体坡度不断变化,城垣的坡度和走势也随山势不断变化,形成较为自由灵活的罗城城廓。另一方面是对汀江水系的空间妥协,靠近汀江的城垣形态同样不受形制影响,自由弯曲。此外罗城城垣作为防洪功能,多方位、多层次地表现出对水患的抵挡能力——堤坝功能、排水功能[6]。总结来看,为政治服务的动机使得长汀古城初创时期的营城建设遵循“礼制”,秩序化、造郭守民等思想渗透到汀州城垣建设中。但同时当地自然因素也影响了“礼制”的营城意志,形成较为自由多变的罗城形态。3山城关系的历史演变常熟古城:从"枕山而城"到"腾山而城"
常熟古城自唐代迁至虞山脚下,初期县城形制狭小简陋,周长仅“二百四十步,高一丈,厚四尺”,且“列竹木为栅,无城楼雉堞之雄”(《文献通考》)。宋室南渡以后,因常熟北滨长江成为江防重镇,为防备金兵南犯建造了五座城门,常熟的城垣才初具规模。此时山城关系为“枕山而城”的空间格局,“城枕山麓,山南北道皆在城外。”
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占据吴地,以常熟为要塞,改土城为砖城,“城周九里三十步,高二丈二尺,厚一丈二尺”,并增设小东门,城市建设逐渐向虞山东麓发展,“改廓邑城环岭为垣,虞山一角逐分胜于百雉之内外矣”(《常昭合志》)。到明嘉靖中知县王鈇筑城抗倭时,重筑城垣,“周一千六百六十六丈,高二丈四尺,内外皆有渠,外渠之广倍于内,惟西北环山而垣”(《琴川三志补记》),城垣形制最终确定下来。自此常熟城垣由“枕山为城”变为“腾山而城”,形成“十里青山半入城”(沈以潜诗)的独特山-城空间形态。
(左)“枕山而城”的空间形态(唐至元末)(来源:参考文献[3])
(右)“腾山而城”的空间形态(清末)(来源:参考文献[3])
长汀古城:从"壁挂城池"到"观音挂珠"
汀州府自营城初期便形成“枕山临溪为城”的城市格局,但由于地处“闽山之穷处”,“环郡皆山也”,形成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舟车不通而商贾窒”,自唐代建制以来城市扩张缓慢。南宋太守李华修缮子城,“周五里二百五十四步”,并引西溪东注,自城南包绕州城作为城濠。改建后的罗城城垣沿卧龙山山脊将卧龙山襟包入,“壁挂城池”,房屋民宅依半壁卧龙山而建,形成“城内有山,山中有城”的城市格局。
明代汀州城开始新一轮扩张,明末郡守吴文度以“州城内大半皆山,县治民居环列城外”,“谋扩城而围之”,在旧州城的基础上向南增筑城垣,开辟七道新城门。自此,独树一帜的“观音挂珠”式山城景观已经形成。据当地民众讲述,明末汀州古城墙依山走势蜿蜒曲折,约有十华里,反复拆建后剩余的十道城门被视为镶嵌在城墙上的明珠[7],构成独特的“佛挂珠”式城垣形态。
(左)“壁挂城池”的空间形态(宋元时期)(来源:自绘)
(右)“观音挂珠”的城垣形态(明末)(来源:自绘)
常熟与长汀古城的山城格局演变均体现为古城垣的反复扩张和空间形式的适应性变迁。面对经济发展、城市扩张的需要,常熟古城选择向山拓展,城垣向内筑至山岭,虞山山体成为城市的中心景观组成;而长汀古城选择背山拓展,城垣向外筑至平原,卧龙山体成为城市的背景与屏障。
这种山城关系的演变固然受到山水地形和航运贸易因素的影响,但也从侧面体现了政治控制的色彩。
4街巷格局的平面回应常熟古城:依据河道水网布局街巷
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常熟古城的街道布局与河道水网格局高度协调,街巷依河而设,顺应河流线形。
从整体来看,常熟古城以旧县衙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以放射状通向各个水陆城门,多条主要街道呈放射状向四面八方延伸(县东街、县西街、县南街、县后街、寺前街等)。除此之外则是大大小小依河而设的街坊巷弄,密布全城。
从局部来看,古城内的街坊巷道多呈“丁”字型交接形态。从日常生活角度,需要来看,古时常熟的货运集散运输依靠城市水网体系组织,这种“丁”字型交接的街坊道路完全能满足居民自由亲切、悠然自得的生活出行需要。从防御角度,这种蜿蜒曲折、迷津般的街道系统在古代是一种仅次于城墙的防御手段,使外来人无法准确定向,难以驾驭。而本地人却穿梭自如,熟谙家乡独特城市结构和标记。这种街巷特点本身就构成了邑人认同意识和归属感的重要组成部分[3]。
常熟清代城厢图(来源:《常昭合志》)长汀古城:街巷对山体水道的趋向性
和常熟古城一样,长汀古城的街巷也受城墙走势影响而呈放射状路网结构。古城城区主干道以汀州试院为端点向外放射,次干道、支巷则以汀州试院为圆心呈同心圆状向外扩展,形成环状。这种放射性路网从形态上体现出对卧龙山体的聚向性,保证了长汀街巷与卧龙山体的良好视线关系,城市与自然山体环境密切联系,体现了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天人合一”的思想。
除了对山体的趋向性,随着商贸经济的发展和街市住坊的蔓延,街巷走向也体现出对汀江的趋向性。宋代汀江航道的开辟带来码头货运的兴盛,内城街巷逐渐延伸至汀州城墙之外,直通汀江堤岸,甚至出现了街市住坊跨河发展的现象,“周袤才五里,市集居民多在关外”(《临汀志》)。
长汀古城街巷平面图(来源:改绘自《汀州古城历史地图》)
5人文景观的立体共生常熟古城:空间制高体系的标志建筑
由于常熟古城与虞山独特的不对称的空间关系,古人在城市营建的过程中据此在城东平原兴建了方塔,在城西山岭之巅兴建了辛峰亭,强化了常熟西高东低不对称均衡的城市立体空间格局,丰富了古城的天际轮廓线。引用王建国院士的评价,这种“在城市空间中的标志定点价值远远超出了建筑本身,亦即其城市设计的意义胜过建筑设计的意义,而这一构思和设计建造的直接动因便是常熟城垣与虞山的特定空间关系。”方塔、辛峰亭与山、城的空间关系(来源:参考文献[3])
长汀古城:地域文化空间的重要建置
长汀特色的文化空间在城市中的布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山城关系的引导与制约。从客家文化来看,作为八县政治中心的长汀县城各姓宗祠遍布全城;从耕读文化来看,以试院、文庙为代表的儒教场所均位于古城山麓核心位置,成为古城的重要节点空间;从佛教文化来看,宗教建筑居于山巅,既通过高度营造最大程度的威严感,也与“壁挂城池”的古城垣一道构建出立体的山城空间识别体系。6总结对常熟与长汀的解读,可以看到“踞山营城”这种根植于山之形胜的人工格局创造模式,代表着古人独特的生态观和营城观,在塑造城市内部空间形态的同时,也对城市的人文环境与精神风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为当代的城市规划建设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踞山:一种依凭山地形胜构建城市格局的方式[J].严少飞,王树声,李小龙,石璐.城市规划.(04)
[2]常熟城市形态历史特征及其演变研究[J].王建国.东南大学学报.(06)
[3]古常熟城规划设计初探[J].王建国.城市规划.(05)
[4]太湖流域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理论与方法研究——以江苏常熟为例[D].张瞳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5]古代常熟城市形态特征之研究[J].周公太.长江文化论丛.(0)
[6]福建汀州城址勘查[J].王子奇.中原文物.(02)
[7]汀州古城垣空间的历史演变及其遗产传承研究[D].刘广宇.华侨大学.
[8]长汀古城客家民居建构研究[D].柴文婷.华侨大学.
[9]宋元汀州经济社会发展与变迁[D].靳阳春.福建师范大学.
[10]山水城市视野下的杭绍古城山城关系研究[J].王欣,李烨,冯展.中国园林.(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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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指导老师:邵甬撰稿:吴羽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级城乡规划)图文编辑:吴羽洁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