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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共青团中央发出了

“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的号召

莆田学院团委特开通了

青述新时代青年读党史专辑

《烈火春秋——闽中革命回忆录》

凤雨如磐十二春

——年~年泉州中心县委

革命斗争概况回忆

许集美

抗日战争以前，领导泉属地区革命斗争的是中共安溪中心县委、晋南同县委、惠安县委，活动范围包括现在的泉州市和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等县。年8月，上述地区改由泉州中心县委领导。到年以后，厦门、漳州等地也有泉州中心县委领导的党组织。

早在年，泉州地区就建立了中共地方组织并开展活动，辜仲钊就是当时的主要成员之一。接着，年秋，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进入永春，对整个泉州地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30年代初，党领导和发动了惠安暴动、惠北抗捐及永春等县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在这基础上，建立了安(溪)南(安)永(春)德(化)革命根据地，后来又建立了晋(江)南(安)同(安)游击根据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革命武装斗争。这个斗争，是在全国著名的侨区，闽南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展开的，又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特别复杂和艰苦。在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下，“安南永德”和“晋南同”地区所开展的武装斗争，一直牵制着园民党相当的一部份兵力，这对配合工农红军反“围剿”的斗争以及中央主力红军长征都起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当时党组织的领导还不够坚强，在思想教育、组织建设等方面还缺乏丰富的经验，组织不够严密，以致有些投机分子混进了革命队伍。这样，在后来斗争形势不利的情况下，革命队伍中一些不坚定的人就叛变投敌或逃跑，不少优秀领导人，如李文墨、李南金、郭节、陈凤伍、傅有智、李剑光、林多奉、黄英、尤大斧等先后被捕或被叛徒暗杀而壮烈牺牲，剩下的尹利东、彭德清等领导人被迫转移到厦门、闽粤边继续开展革命斗争,粘文华等则先后辗转南洋投身当地革命，而使这个地区的武装斗争无法坚持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阶段，终于年冬失败了。这就不可能像闽西、闽北、闽东，闽南、闽中等地那样有领导地组织革命精华北上抗日。同时。正是由于这个失败，不仅当年“安南永德”和“晋南同”地区的革命群众受敌严重的摧残，而且遗留的历史问题也较多，这些都给予我们极其惨痛的教训。

但是.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中国共产党在泉属地区的地方组织仍然领导着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地继续战斗。

一、晋南工委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年，闽南各地的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猖獗，肆意搜捕共产党员。当时，共青团金陶区委书记李刚(李敬文)从金陶突围后，和晋南县委书记黄国英(化名老胡)取得联系，后带着儿童团长叶忠(原名叶茉莉、又称小叶)，从上南安辗转到南安的官桥和晋江的后盾、白垵、庄头、塔头等地活动。同年，根据中共厦门工委的决定，晋南县委改为晋南工委，书记黄国英、组织部长李刚、宣传部长何开秦。

年4月，闽中工委委员黄国璋由黄国英带往厦门，找了厦门工委书记肖林后去香港与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取得了联系。5月间，黄国英、何开秦先后在晋江、惠安被捕，黄叛变。这时，晋南工委由李刚负责。因此，李刚是“安南永德”革命斗争中仅存的领导人，泉属一带后来的革命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由他具体指导进行的。

同年6月，黄国璋从香港返回厦门时，同意厦门工委关于将晋南工委划归闽中工委领导的意见，并在回闽中工委机关途径晋江塔头时向李刚传达，李表示接受。当时，黄还向李介绍了去“南委”的情况，讲了全国抗日的形势和国共谈判等情况。从此，晋南工委归属中共闽中工委领导。李刚参加闽中工委为委员，仍然负责泉州、晋(江)南(安)一带的领导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福建各地和全国一样，抗日洪流滚滚。这时，李刚根据“南委”的指示精神，在泉属地区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

首先，与“安南永德”、“晋南同”地区革命斗争受到挫折后失散的党员、基本群众，如吴天亮、洪棹、张家读等接上关系并重新组织起来，又发展了郑堂楚、尤芳蛤等党员。再通过惠安的朱汉膺、何必然、曾炉、柯坤山、何邦基等的关系，先后在井林、庄头，前蔡、后蔡、港塔、伍堡、英林、塔头、坑东等地恢复和建立了党的组织与群众关系，并发展了许运伙等党员。又把从延安回来的林仕再、蔡振声以及从沙县回来的“厦青团”的部分负责人和成员，如谢怀丹、邓贡直、林松龄、施干生(施泽民，厦门人)、陈毕明、高倩妙、朱斐、许乃东(现名许文辛)，梁新民，陈忠烜等，和被新加坡当局驱逐回国的同志，包

括辜仲钊和有名的新加坡“四君子”王宣化、粘文华、辜俊英、苏棠影等人组织起来。

其次，通过各种关系渠道，将分散在各地的爱国抗日民主力量聚集起来，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为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晋南工委重建以后，重点在泉州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国民党泉州当局组织“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晋江分会”(简称“抗敌会”)。党组织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开展活动，发展组织。年8月间,李刚指派辜仲钊以灰色面目出现，并同吴文楚一起参加“抗敌会”。辜仲钊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蔡锷领导的反袁护国战争。年，辜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福建国民党左派杨持平(莆田人)旅任参谋长。辜还在广东农民讲习所听过毛泽东的讲课。辜正是以自已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在该会的慰劳股工作，并通过该股实际掌握了募捐、宣传、救护等几个股的领导权，借以发动群众，开展救亡运动。

当时，党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在报刊、书社、歌咏、美术、木刻，版画等方面搞得颇为活跃。《泉州日报》的总编辑朱少稀，编辑许印滴、郭耘(即李铁)、李展等主办的《青年战友》和《抗战导报》，成了泉州地区主要的进步刊物。“抗敌会”办了《抗敌周刊》和《抗日画报》。厦门沦陷后，《江声报》社迁来泉州，党组织又派辜洪涛任该报编辑。

“抗敌会”成立后，党组织掌握了“泉州战时文化服务团”（文战团)一团。不久，又成立了“晋江县抗敌歌咏研究社”，在各校组织歌咏队。党组织的领导人邓贡直写了许多进步歌词，由盛保罗谱曲，广泛在学生中传播。以后，党组织决定由许宗烈，盛保罗出面组织歌咏大游行，有数千人参加的游行队伍沿途高唱抗日歌曲，呼喊救亡口号，影响极大，对鼓舞人民的爱国热情起了很好作用；还组织了“晋江县歌咏教导团”，派出许多团员到各学校、各单位教唱抗日进步歌曲，激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后来，“抗敌会”还建立了“宣传工作团”，由林任生、庄五洲、章绿汀、盛保罗等负责该团的领导工作。该团又组织了直属宣传队，苏棠影、朱斐、白振、叶彬彬、高倩妙、王爱群等都参加了。该团下设的13个剧团，分布在泉州城内、晋江各地，如晋江衙口剧团的黄子栋、陈家蘩、许谷芬；南安诗山剧团的柯坤山、苏里兰等人都与该团有较密切的关系。此外，还有后来安海的“二抗剧团”、“养小剧团”，也是比较活跃的抗日救亡剧团。“养小剧团”是由廖文友、蔡再经、高秀恋等人组成的，“二抗剧团”当时由国民党晋江二区区长张烈臣(诏安人)挂名团长，但实际上是林菊村、郑种植、郑家玄、颜绿、吴英伟、李进兴、

朱斐、陈文等人在铸英、俭德、安平中心3所学校中组织起来的。不久，党组织派黄竹禄与该团取得联系。该团有知识青年80多人，其中，中共正式党员10多人，在安海地区影响深远。

妇女抗日教亡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年8月，由卢翠林、章绿汀等人发起的“晋江县妇女抗敌后援队”(简称“妇抗队”)也广泛地开展慰劳、征募、宣传等工作。

随着宣传发动工作的深入发展，党组织进一步建立了统战关系，又控制了梅石、树兜、浮桥、南安九都等几个联保。通过树兜联保主任蒋报捷和吴文楚的工作，党组织又掌握了新华、高峰、惠峰、紫兰、紫岫等小学，把本地的一些党员和“厦青团”的一些人员有计划地安排到这些小学任教。这样，党组织在农村中的力量迅速发展。年6月厦门沦陷后，晋江、南安等地准备开强抗日游击战争。为此，在南安深坑乡(现属官桥镇)召开了晋、南两县22个联保的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各联保主任或代表及其他热心抗日人士数十人。会议由李刚主特，粘文华，辜仲钊也参加。会议决定组织“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拟订蒋坤灿为司令、将以起为一团团长，推选粘文华为政治部主任，蒋报捷负责后勤、陈正宗管理财务工作。最后，各联保代表签名发表了会议《宣言》。会后，各联保分工组织发动，筹集钱粮枪支弹药。陈正宗把用来守卫自己4座楼房的20支驳壳枪捐献出来。在很短时间内，组织了一支一两千人的抗日群众武装，并配有各式各样的武器。

年11月，闽中红军游击队由闽中工委书记刘突军率领从莆田来到泉州承天寺。当时，李刚、朱汉膺等人组织泉州各界爱国人士前往献旗欢迎。这事对泉州地区影响很大，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年至年，党组织还领导了泉州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泉属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热气腾腾、有声有色。

二、泉州中心县委建立初期的斗争活动

年1月，闽中工委根据南委指示，划归闽粤赣省委领导。“泉州事变”发生后，闽中红军游击队北上抗日。8月间，闽中工委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东南分局指示又划归中共福建省委领导。不久，省委宣布撤销闽中工委。分别成立福清中心县委(书记陈金来)、莆田中心县委(书记苏华)、泉州中心县委(书记李刚，委员邓贡直、曾白羽、许运伙、叶忠；后邓任代理书记），直属省委领导。年7月，省委又将莆田、福清、泉州3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闽南(即闽中，为避免相混，以下均称闽中)特委，由李刚任书记。

年，党组织在晋江、培元、晦鸣、养正、南星和集美等中学及其他学校先后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候如海、黄竹禄和我都是在这时候入党的。

同年12月底，中心县委在岭兜三房的养正中学一间教室里举办了党员培训班。训练班的主持人是李刚、曾白羽、许运伙等人，参加领导工作的还有吴德辉、张剑华、林仕再等，林松龄负责生活管理和保卫工作。参加学习的学员有晋江中学党支书侯如海，养正中学党支书许集美、黄竹绿，培元中学的林金榜，南星中学的张礼瓶等共十四五人。训练班办了10多天。由李刚、曾白羽、许运伙讲课，学习的内容有关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关于党的秘密工作守则、关于党的纪律，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等等。

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严重的反共摩擦事件，封锁、进攻陕甘宁边区；在国统区，则到处搜捕“异党分子”，解散抗日救亡团体，大批屠杀、囚禁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泉州的国民党顽固派也纷纷出笼，诽谤、攻击共产党员和抗日民主人士，改组“抗敌会”，罢免辜仲钊的职务。与此同时，进步刊物如《抗敌导报》、《青年战友》等被迫停刊，晋、南联保抗日群众武装被解散。

在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反共反人民政策的同时，贪官污吏更到处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弄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片怨声载道。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年春，泉州中心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决定在青黄不接之时，在泉州发动“抢米斗争”。那时，泉州中心县委书记由曾白羽接任，但李刚从外地赶到泉州，亲自参加了这一斗争的组织和指挥工作。事前，李刚和中心县委研究选择了涂山街“美耕"米店为斗争对象，并编写了宜传提纲。年4月3日，曾白羽主持召开会议，确定在4月4日上午7时30分行动，并作了部署。

这天上午，由党组织发动参加行动的各地基本群众已集中在“美耕”米店附近。在“美耕”对面“三江旅社”的李刚看到时间已到，便以香烟头为号示意开始。在现场指挥的苏棠影立即脱帽为号命令行动。这时，蔡三冇、杨方朱、郑堂楚、尤芳蛤、史爱珠、洪棹等马上到这家米店买米，借机行事。事先布置好的党员和群众以及章绿汀带领的五六十个妇女，高呼着“打倒奸商”等口号冲进米店，把几十袋米抬到街道中心分给群众，趁着群众情绪高涨的时候，苏棠影站在一辆人力车上,慷慨激昂地演讲，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统治压迫人民的罪行，号召人民坚决抗日，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奸商抬高物价。随后，组织群众沿途高呼“打倒奸商”、“坚决抗日”等口号到国民党县党部请愿。

这场斗争虽然鼓舞了人民群众，给国民党顽固派一定的打击，但却因此暴露了目标，引起顽固派的疯狂反扑，使泉州的党组织遭受了大规模的破坏和惨重的损失，以致几乎塌台。在顽固派的大搜捕中，先是中心县委青年部长吴德辉、中心县委书记曾白羽相继被捕叛变，整个泉属地下党组织几乎被彻底出卖。接着，中心县委宣传部长苏棠影被捕，负责培元中学工作的张剑华、负责南星中学工作的吕少华也先后被捕，其余的撤退的撤退，逃跑的逃跑。这时，辜仲钊卖掉自己的房屋，把钱分给其他同志，相继撒离泉州;章绿汀、杨方朱等许多人被迫转移他乡，再奔赴抗日前线。

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党组织决定有关的同志全部撤走。当时，我和黄竹禄、黄攸建等在养正中学的党员，也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撒离该校。

同年7月，由于党组织的经济十分困难，为了筹集经费，叶忠与区级干部郑堂楚在磁灶洋尾进行筹款，结果被捕，关押在泉州监狱。叶忠被捕后，严守党的机密，坚持说自己是经济土匪，承担一切责任。郑堂楚被判十几年徒刑，后被押去当壮丁。同年11月，党组织拟营救叶忠，但叶认为条件不成熟，请组织上不要冒险行动，他终于年2月1日英勇就义，时年21岁。临刑前，他沿途讲演，慷慨陈词，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黑暗统治，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忧国忧民、视死如归的高尚品质；其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是永远值得怀念的。

三、百折不挠坚持斗争

年秋，闽中特委在举办抗日干部训练班时，李刚亲自来泉州带领我、朱伦炎、陈造成、林春粟等人到永泰宁里的一个大石锅洞里，拟参加青年干部轮训。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已先到达的林仕再、史爱珠、苏小泰等人。但后来因为顽固派发动“清剿”，省委又要调李刚参加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训练班停办，所以我们按特委的指示返回原地继续工作。

同年初，邓贡直在调往省委机关第一期武夷干校学习期间，因所谓“托派”而被错杀。这年冬，李刚从闽中特委调省委机关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由李铁接任特委书记。不久，高倩妙调往

闽中特委，但也因“托派”错案被杀。年春节期间，省委马列主义研究班被顽军包围，李刚等突围，在途中，李因饥饿过度，误食中毒。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唱着国际歌鼓励同志前进，最后在七星山辆牲。“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这严重关头，中心县委组织部长许运伙并没有为险恶的处境所吓倒，他置自己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毅然地挑起重新整顿组织的重担。他联系、聚集了吴天亮(又名吴星、许毓德)、候如海、朱伦炎、陈忠烜、谢挺、史爱珠、施立民、黄竹禄和我等党员，排除万难，重建党的基层组织。不久，特委命许运伙接任泉州中心县委书记。

年2月，中心县委分工吴天亮负责安溪一带，候如海、史爱珠负责晋江沿海一带，陈忠烜负责惠安，谢挺负责南安诗口一带的工作。同月，根据许运伙的指示，我和黄竹禄第二次返回养正中学，恢复和发展党的工作。当时，任命我为官桥区青委书记兼养正中学党支书，负责领导养正、南星中学党支部和塔头小学党支部，但塔头小学党支部没人接上关系。

4月，日军侵占福州、长乐、连江、福清等地。5月，省委派上饶中心县委书记黄国璋从江西回到闽中地区，任闽中特委军事特派员(党的特派员李铁)，组织游击队，领导抗日斗争。

5月底，许运伙、侯如海、陈忠烜调往闽中特委学习，主要是学习搞好党的建设，解决对时局的认识问题，决定组织力量挺进抗日前线。6月，他们3人返回晋江。尔后，中心县委继续整顿、发展组织，并抽调一批同志如陈忠烜等往福清参加闽中游击队，挺进抗日前线(同月，福清发生了“黄厝事件”，陈等人被错杀。后来陈发展的党员刘祖丕于年任惠安特派员，并同陈

纯元、林平凡、刘森南、张海天、王福庆等人发展了惠安港墘、前林、东园等地的工作)。这期间，谢挺因在南安诗口搞不团结，脱离群众，工作消极而被开除出党;党组织派史爱珠接替谢挺的工作。晋江的沿海区在侯如海等的领导下，也相继恢复和建立了塔头(支部书记刘廷都)、科任(支部书记李友梅)、吕宅(支部书记许孙钿)、港塔(支部书记林时品)等党支部。

同年暑假期间，朱伦炎代表泉州中心县委来晋江安海，召集我、黄竹禄、林拱震、陈幼时等人开会，传达上级的指示。内容有:传达“皖南事变”经过;传达毛泽东的“五.四”指示精神，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指出在共产党员被强迫加入国民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教育、经济和军事等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国民党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以及党的机关要极端秘密、要纯洁、要精简，等等。自此之后，安海地区的党组织，才有打进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决定。

我们离校后继续开展活动，发展组织。年至年夏，黄竹禄在安海、朱义斌在内坑后山、蔡孙亮在石圳小学、我在中山街阳溪小学，分别开展工作。侯如海曾决定建立临时农村党支部，由朱义斌任书记。至年8月，根据安海地区的工作情况，侯如海又决定成立安海区，任命我为区特派员，并先后建立青年、农民、工店、妇女等4个党支部，由黄竹禄任青年支部书记，朱义斌为农民支部书记、林拱震为工店支部书记、陈篱香为妇女支部书记。

经过这一段的艰苦努力，泉州的党组织终于逐渐站稳脚跟，并有较大的发展。

然而，在这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泉州的党组织发生了一起极其不幸和悲痛的事件。就是在年的11月初某日，许运伙与陈毕明、施干生等在晋江吕宅村一小楼房上研究工作时，突然几个税警摸上小楼，许运伙误认为目标已暴露，是顽固派来围捕，即挺身与税警搏斗，不幸胃部中弹，流血过多，最后牺牲。一个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立场坚定、联系群众的好党员、好领导，就这样为党、为人民、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许运伙牺牲后，为转移国民党顽固派的视线，避免暴露科任、吕宅、寮里、港塔、塔头等几个革命基点村，吴天亮、侯如海回到吕宅村，通过该村上层统战关系许远从(许运伙的堂兄)，以宗亲名义发动亲堂、妇女、儿童几十人，披麻戴孝往石圳乡公所请愿，最后由乡长答应赔钱才了事。虽然赔的钱不多，但这些基点村的色彩因此没有暴露，所以这次请愿是成功的。

11月，吴天亮、朱伦炎往闽中特委汇报许运伙牺牲和泉属工作情况。特委决定成立泉州临时工委，书记吴天亮、组织委员候如海、宣传委员朱伦炎。那时，省委错认为邓贡直是“托派”，而邓又是从泉州去的，所以对这里的党员必须重新审查。根据特委布置的任务，临时工委开展了整顿、巩固基层组织的工作，一是进行党员标准教育，重新审查登记党员;二是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内容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美色不能迷”。

此后，泉州地区的革命工作又有了较大的发展。首先是领导农村，主要是以科任、吕宅、寮里、港塔、塔头等革命基点村的党支部为核心，开展党的工作。到年，晋江沿海地区、安溪、南安地区的几个党支部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员。其次是城镇，主要是安海镇的党组织进一步得到发展、巩固，组织了“读书会”，掌握了铸英、俭德、安平中心等3所学校作为活动据点，通过一些党员在约有80多名知识青年参加的“安海区抗敌剧团”中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团结争取了一批进步青年，演出《阿Q正传》、《巡按》等进步话剧，使抗日救亡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年冬，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来到闽中的莆(田)仙(游)永(泰)德(化)一带边界，开办了第六期武夷山干部学校(简称“武干”)，抽调各地区级以上干部参加党的整风学习。泉州党组织的干部是分两批去的，有吴天亮、侯如海、朱伦炎、刘祖丕、我、郑家玄、林拱量、王经贤、李绵绵、洪瑞英、林萱、吕俊番、刘延如、林金榜、李友梅、毛票等。但先去的就不一定参加“武干”学习了，比如郑家玄、林金榜、李友梅等是先去的,大约过了一个月就先回来，以后郑家玄就负责安海区的工作。王毅林也是要去参加学习的，但到了朱汉膺家后，因省委没有再派交通员来带他，所以他又返回原地(南安)了。这期干校主要是学习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23份文件，重点在于解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问题。但学习临近结束时，国民党顽固派又向福建省委发动了“清剿”，因此，省委号召全体学员必须打通各地的路线，建立革命据点，广泛发动群众，坚决粉碎顽固派的进攻;同时准备日军再次进攻福州时，便于更好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年3~4月间，“武干”整风学习结束，学员被派往各地开展工作。泉州党组织的干部侯如海任泉州特派员，负责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地区;吴天亮任永(春)德(化)大(田)特派员:刘祖丕被派往惠安，负责打通惠西至仙游的路线;我负责打通泉州清源山到仙游西乡的路线；洪瑞英负责打通南安四都葵山至仙游的路线。以后，侯如海再派施能鹤、刘庆负责打通南安八都、九都的路线;史爱珠负责建立屿垄村党支部，并打通晋江到南安九都的交通路线；许远目、陈相镖负责打通惠北的路线。还成立了安海区委(书记郑家玄、组织郑种植、宣传黄竹禄)。至年底，上述各方面工作的发展都是比较顺利的。这些工作特别是打通了各地的路线，对以后开展闽中地区的抗日反顽斗争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培养了干部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年，德意日法西斯的末日已经来临。3~4月间，闽中特委调侯如海参加会议，布置新的工作任务。侯回来后，于4月间在安海“十九间”召开扩干会，讨论形势，总结工作，整顿组织，打通路线，准备建立中心县委。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上年冬，党中央曾派粟裕和王震率领部队挥戈南下，准备在东南敌后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另方面，在福建地方，要防止突然事变的发生，接应原打进驻湄洲岛“和平救国军”里的我方武装力量，保存有生力量。因此，会议认为必须坚决执行省委指示,要抓紧打通从安溪到闽西的路线，又要抓紧打通惠安到仙游的路线。经过整顿后,泉州党组织成立了挺进工作队，队长许集美，队员郑种植、施能鹤(挺进工作队，内部又称安溪县工委，由我任书记,是两个牌子，一套人员)，负责打通安溪经闽西到广东的路线;晋江县工委，书记郑家玄、组织王经贤、宣传刘廷都;南安县工委，书记许远目、组织洪瑞英、宣传黄竹禄；惠安直属区委，书记陈纯元;武工队，队长陈相镖;中心县委机关工作组，由李绵绵负责。当时没有成立中心县委，只有候如海一人任书记。

会后，大家按照组织分工展开新的工作。这次会议规定挺进工作队要在3个月左右回来汇报工作情况。这样，我们按预定的计划，于5月上旬进入安溪，先后建立了县城、湖丘，庄山等联络点;接上洪遂明的关系;发展了傅维葵等一批党员,建立了集美学校、湖丘、新康、竹园、五里埔、龙涓、庄灶、长坑、参内、参山等党支部。我们在安溪工作期间(6月份)，晋江县发生了“科任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心县委领导曾派人通知各地组织转移，但工作做得不落实，有些同志接到了通知，有的同志没有接到通知。如惠安县没有接到通知，结果陈纯元等人被捕;安海区的党员、干部也没有接到通知，但他们掌握了三青团，得到内线的确切情报后，经郑家玄冒险通知，才得全部安全撤退。然而事后听说，郑家玄这种对党对同志负责的行为，却受到批评，对此同志们感到不平。

“科任事件”发生的同时，莆田、福清、长乐也发生了“东吴事件”及其他事件，整个闽中地区包括莆田、永泰、福清、惠安、晋江沿海一带和德化等地的党组织都受到很大的摧残和破坏。在泉州地区，经许运伙呕心沥血重新发展起来的党组织，又一次受到极为严重的挫折，大批党员、干部被迫转移，有的奔走他乡，不少同志被捕牺牲。如刘祖丕从莆田到惠安，再转来晋江找泉州中心县委，因得不到妥善安置而被迫转移到外地:吴天亮从德化转来泉州，后隐蔽在家乡——官桥、白垵一带，结果被捕牺牲，朱伦炎转来泉州，不久也被捕；林金榜转往南安，黄竹禄、黄荣琨转往永安，倪永图，郑星辉等转往安溪后再去香港，也有撤往越南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对此，在组织党员干部的转移工作和安置受破坏地区转来泉州的同志的问题上，当时的中心县委领导人未能尽到应有的责任，致使有些同志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但是，从总的来说，泉属地区各级党组织在抗战八年中，百折不挠，坚持斗争，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四、开辟新区，整顿组织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革命进入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这时，上级党委指出，厦门是福建的重要城市，繁荣的侨区，但沦陷后的7年时间里，党组织没有在那里活动。因此，泉州中心县委必须抓紧在这一带恢复、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根据泉州中心县委的决定，我和郑种植、施能鹤等于年9月通过海澄的关系转入厦门市开展工作。在海澄，我们遇到了因“科任事件”而分别转来的朱义斌、黄竹禄和黄荣琨，马上组织起来，在漳州、海澄和厦门一带开展紧张的工作。年4月，在厦门市励志路一号妙法林斋堂建立了中共厦门工委，书记是我，委员郑种植、施能鹤。工委建立后，为了提高党员素质，我们在妙法林斋堂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时间一个星期。训练班由候如海主持，参加学习的有我、郑种植、朱义斌、李绵绵、黄竹禄、施能鹤、郑秀宝等人，主要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接着又举办了侨师党员训练班。后来，又讨论制定了厦门地区的工作计划，先后创办了码头工人夜校、农民夜校、妇女夜校，建立了集美学校党支部和侨师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自此之后，虽然不幸遭受年2月的“旗杆巷事件”和年9月的“林伟事件”的两次破坏，吴学诚、刘惜芬等党的优秀干部壮烈牺牲，但经过历届厦门工委的努力，工作仍有了很大进展。据年可查的名单统计，工委共辖新闻、教育、学校、农村、工人、妇女等7个党总支、30个党支部，党员、干部达多人，并在市区和郊区建立了12个革命据点。至于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和省立水产学枝党支部，是年8月间我们在集美学村组建的，当时有党员9人，书记许新识、组委林文庆;以后在这基础上发展为中共南(安)同(安)县工委(书记黄竹禄)、金(门)南(安)同(安)县工委(书记林文庆)、同安县工委(即同安工作团，书记许永炯)。

年底，林松龄不幸在永春蓬壶育斌中学被捕，以后被押往莆田，于翌年2月被敌杀害，为革命事业壮烈献身。林松龄年是南安官桥区委书记、中心县委青委委员，是我的好老师，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他的牺牲，是泉州党组织的又一重大损失。

在我们往厦门开展工作之前，侯如海已通过林文慈的关系先到了鼓浪屿。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在他的布置下，进行了一次错误的经济斗争，以致年发生了惨痛的“五一”事件，使当时党组织的重要的政治和军事骨干陈相镖、陈幼时、林拱震当场牺牲，刘延都、李秋水、刘长来被捕后牺性。

一系列不幸事件的发生，加上侯如海本人工作上的错误，以及吴天亮、朱伦炎等被捕，因此，特委认为有必要召集会议解决这些问题。年6月，闽中特委调侯如海、我和李绵绵等3人到长乐坑田开会（至7月结束)，听取传达刘少奇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进行组织整顿。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闽中特委书记黄国璋，委员林汝楠、陈亨源、饶云山、粘文华以及陈振先、祝增华，高祖武和我们3人。会上，特委指出候的错误，责令他作检查，参加会议的同志对候的错误进行批评(当时将他的错误归纳为12条)。接着，特委在征求侯的意见后，让参加会议的同志投票决定对候的处分。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特委决定报省委将侯开除出党。尔后，特委派我和李绵绵返回泉州，负责整顿泉州地区工作，并任命我为泉州中心县委书记。

7月中旬,我们回到晋江。当时由于“科任事件”和“五一”事件等的关系，许多同志失散，组织混乱。我们先设法联络各地干部，并将黄竹禄、朱义斌、郑种植，施能鹤等从厦门调回。10月，又把各地干部集中在岭兜陈兰英(地下党员)家开扩大干部会。参加会议的有李绵绵、郑家玄、许远目、黄竹禄、朱义斌、施能鹤、郑种植、王经贤、史爱珠、杨惠珠、林金言、朱义振、李淑英、许秀汉、蔡文化等人。会议传达了闽中特委指示，批评侯如海的错误，整顿组织，部署各地区的工作，并研究了具体的分工:郑家玄负责晋江，许远目负责上南安一带，黄竹禄负责中南安一带,朱义斌负责“晋南同”边区,施能鹤、史爱珠负责“安南永”地区，王经贤、林平凡、张海天负责惠安县，郑种植、林金言负责厦门、海澄一带，李绵绵负责机关。这次会议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政治组织问题，但因时间紧迫，来不及酝酿讨论建立中心县委。会后，同志们马上按分工开展工作。如安溪，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开展的工作基础上，先后建立了新康工委(辖竹园、湖丘、五里埔党支部)和长坑、庄灶、参内、镇抚党支部以及人民游击武装，坚持斗争，直至解放。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已对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在国统区对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进行血腥镇压。岭兜会议后不久，泉州党组织又连续遭受了几次重大的破坏:岭兜的反动保长臭钓(张尚钓)勾结驻南安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包围陈兰英家，许远目、黄竹禄突围，李绵绵、陈兰英被捕。这是第一件。不久，许远目、张尚砚到上南安联系工作，路过榕桥时遇到敌人，许远目被捕。这是第二件。国民党派兵包围屿垄村，逮捕了林金铼(郑秀治逃出)。这是第三件。侯如海被开除党籍后，留在闽中特委机关。候因对处分过重思想不通，要向省委申诉。粘文华带他去福州找省委。可是到福州后，侯独自离开组织回到晋江塔头村。特委副书记林汝楠发现侯擅自离开，马上派交通员刘庆寻找。但刘庆到塔头村后，竟和候一起到了厦门，被叛徒吴德辉(早已在厦门充当国民党特务)发现，侯、刘在厦门相继被捕。这是第四件。

刘庆被捕后，带反动军队到吴学诚、胡冰家里要抓郑种植，适郑外出，他们就将吴、胡夫妻抓走;随后，又到鼓浪屿抓走了林文慈的母亲。这是第五件(即年2月的“厦门旗杆巷事件”)。这些事件的连续发生，使党组织的主要据点和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重大破坏，泉州的党组织又处在困难之中。

五、攻打安海

年10月，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从延安返回省委。省委于这年的11月至翌年2月在南平、古田、建瓯边界召开党代会，传达中共“七大”精神和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大会通过了《福建党九年斗争总结(草案)》，改福建省委为闽浙赣区党委(年11月改称为闽浙赣省委),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班子，曾镜冰、左丰美，黄国璋、陈贵芳、王一平、苏华、王文波、黄扆禹、庄征等9人为委员，孟起、李铁、刘润世、沈崇文等4人为候补委员;改各特委为地委，共设闽北、闽东北、闽浙边、闽赣边、闽中5个地委和军分区;为了进-一步开展城市工作，建立了区党委城市工作部。

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和当时福建民主爱国运动已发展到新的阶段，以及国民党正规军北上，福建全省只有5个保安纵队的实际情况，年1月12日，闽浙赣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发动爱国游击战争的决定》。决定认为，福建国民党正规军外调，后方空虚，反动政府加紧征兵、征粮、征税，激起广大人民更大的不满和反对。鉴此，应将过去隐蔽、分散的斗争方针，改为公开进行游击战争的方针。同时指出，在农村应领导农民反“三征”、减租反霸、开展游击战争。区党委还决定，在经济较繁荣的闽中地区率先开展公开的革命武装斗争，扩大政治影响，大力吸引敌兵，以便在闽北、闽东北广大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会议结束后，区党委委员分赴各地率领武装，开展爱国游击战争。

年2月，闽中特委在闽侯尚干召开会议，传达省党代会精神，将闽中特委改称为闽中地委，确定黄国璋、林汝楠、陈享源、粘文华、饶云山、陈振先和我等7人为地委委员，黄国璋为书记;成立了闽中军委，黄国璋、陈亨源、林汝楠、罗迎祥、祝增华、高祖武等7人(1人名已忘)为委员。会议决定发动爱国游击战争,组织群众开展保生存斗争，筹粮搞枪，建立游击队。根据省委指示和闽中地区的实际情况，地委决定由泉州中心县委领导，攻打晋江县的安海镇，以暴露目标，大量吸引敌人，并通过这一攻打，建立小型武装游击队，到“安南永”地区建立根据地，迎接闽中游击队。同时，地委估计攻打安海后，敌人大量扑去，形势将是严峻的，斗争将是残酷的，因此，要求泉州党组织作出牺牲的准备。

当时为什么选择攻打安海?一方面，因为在年岭兜会议后，中心县委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了安海附近的内坑、后山一带的工作，尤其在内坑周围相继发展了许多农村工作，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同时安海还有“内线”，情况容易掌握，加上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等等，这都是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安海是经济比较发达的侨区，地处水陆交通要道，一受攻打，会刺激敌人，吸引敌人大量兵力，造成其他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从而达到省委的要求。所以，地委才决定攻打安海。按照地委的指示，我们立即进行准备，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发动群众筹款搞枪。

5月11日夜，农民武装队伍(包括特地赶来锻炼、学习经验的“安南永”地区的同志)多人集中在东村埔，带的武器除少数步枪、短枪外，多数是鸟枪、大刀、长矛和斧头。当时的部署是分成4队，一队攻打镇公所、一队攻打警察局、一队攻打银行、一队攻打邮电局，分别由张尚楚、颜嘉祥、朱义化、朱清云、朱永中、张尚深等带领，同时出发。为了阻击敌军的增援，我们组织了东起社店，西至小营岭，南起东石、塔头沿海，北到官桥一带的农民武装、革命群众，在安海四周的几十里公路上设立岗哨警戒，派出截击队破坏公路、烧桥梁、切电线，断绝交通来往。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我们还组织了宣传队进入镇内和在公路上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沿街高呼“红军游击队进入安海”、“官逼民反”、“反对征兵、征粮、征税”等口号，进行宣传。这样，参加这次攻打的总人数约人。当夜10时左右，武装队伍分别进攻预定目标，但敌人都已闻风逃遁。12时，我们安全地撒出安海镇。

攻打安海，是泉州党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转折点。它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教育了人民群众，暴露了目标，吸引了大批敌人，积累了武装斗争经验，从而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当时的厦门《江声报》、《福建日报》以及香港的《华商报》、菲律宾的《华侨导报》，都有新四军已打进安海的专门报道。可见其政治影响是很大的。当然，由于我们指挥作战缺乏经验，攻打时组织不严密，战斗中没有缴获等等，也是重要的教训。

攻打安海后，我们根据地委的指示,组织了一支30多人枪的小型游击队，于第三天(进攻的当夜计算在内)夜里从内坑出发(林期平的父亲带路)，到达南安榕桥下坪，住了4个晚上。第五天清早，我们正在研究到“安南永”的路线，国民党军队已包围过来。因敌强我弱，不能硬拼，逐命令队伍转移，使敌人扑了个空。

本来，我们要前往风巢、罗山，因天黑，弄错了方向，结果到了牛寨。这牛寨很复杂，是个匪窝(俗称“第一皇帝，第二牛寨”，我们不能久留，又返回走了段路，见天已快亮，不好再继续行军，只好进入一个名叫芹菜坪的小乡村。在村里我们挨家着户做思想工作。村里的群众经过宣传教育后党悟提高，替我们买米、探听消息等等。从这一次起，我们学会在没有工作关系的地区做群众工作的本领。第三天傍晚，我们向大宇转移，途中遇到一条大溪，岸边没有船只，在后面随时有反动武装跟踪追击的危险的紧急情况下，我只身游过大溪，找到了一条溪船，把队伍安全地渡过去。尔后，同志们到了吴子忠的家里，脱下湿衣，换上便装，又紧急行军，经大眉、小眉到深垵，最后抵达山门的石笋。在这里，我们与施能鹤、史爱珠、李淑英、王朝阳等会合。

与施能鹤等会合后，我们马上布置攻打国民党乡公所和粮仓。这个地区原是“安南永”时期的根据地，群众虽有对敌斗争经验，但国民党反动武装、反动保长也有反共反人民的经验。因此，游击队到来的消息，很快就被深垵、金淘、诗山、码头的反动分子知道，并策划包围我们。两天后，我们队伍刚用完午饭，大队敌人就包围过来了。游击队马上占据最高山头，迎击来敌。开始我们以为是国民党乡公所的反动武装来捣乱，随后才知道其中有国民党保安队、警察等。在这紧急时刻，我找了当地人、原“安南永”时期的武装队员叶涧，叫他带我到最高点观察情况，发现确实有七八路反动军队包围过来，有穿绿色制服的保安团，有穿黑色制服的警察，还有穿杂色制服的乡公所武装等等。偶然中，我发现有两个妇女在一条小路上快步走动，当即判断那条小路还没有被敌人封锁，于是叫施能鹤等4个身体有病不能参加战斗的同志，由熟悉情况的当地干部王朝阳带路，化装后沿着那条小路疏散。

施等5人走后，我再次上最高点观察，决定了突围方向。我们往选定的方向一冲，该路的反动武装立即垮了。我们俘虏了这一路的队长，缴获驳壳枪1支，就这样无一伤亡地突围成功。

突围后，我们转移到王朝阳家乡附近的山头上，时已深夜，肚子又饿，就由王朝阳的弟弟找到当地同志王屋，要他做饭给我们吃。不久，王屋果然挑了一担干饭来，他对我说:“敌人已把全村包围了，你们要快走，今晚我能挑饭给你们吃，明天我可能被捕牺牲。”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会那么严重，只是告诉他要提高警惕。可是事后听说，就在第二天早上，坏人告密，王屋被捕牺牲了。我每每想起王屋那种为革命、为同志义无反顾的高尚品德，就肃然起敬。

吃完饭后，我们决定将队伍分散转移。但由于原来与黄国璋商定要在“安南永”地区等候闽中游击队，这是组织的决定，必须执行，所以最后确定保留一些枪支，由我和张尚楚、张水镜，王水法等4人留下等候;朱义斌、郑种植率其余同志返回“晋南同”地区打游击。

我们4人住在深垵当溪村山上一石洞里，每天天未亮时，叶切、叶坦、叶文丑、叶文洪就送饭来并报知敌情。第三天，他们对我说:“敌人现在从村里到山上到处搜查很紧，我们已无法上山，也不能再送饭给你们吃了，你们要赶快离开，不然，没有被抓走，也会被饿死。”在此情况下，我们于当天夜里摸出石洞，转移到山沟底下的树丛中。此时，敌人在山顶烧火、走动，形影看得很清楚。我们研究如何摆脱敌人，最后决定在天微明时化装成砍柴的农民出山。由叶文洪为我们准备土布衣服、竹笠、扁担、绳子和砍柴刀。我们化装后，顺着山沟往外走，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再走上大路进入永春，转移到桂地林金妙工作地区，设法同闽中游击队取得联系。

而施能鹤、李淑英、郑秀治、高景春等4人，由王朝阳带路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后来他们分为两路，一路是施能鹤与郑秀治，他们两人到安溪溪口住在一群众家里，不料这家人早已自新，结果他们被出卖而被捕，另一路是王朝阳带领的李淑英、高景春化装成老百姓，爬山越岭，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安全脱险，重返游击队。

对于这次战斗，省委认为我们是从实际出发，符合游击战争的原则，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发动群众开展了求生存斗争，建立了队伍;在同敌人斗争中，没有采取冒险主义的硬拼，而是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能消灭即消灭之，不能消灭即突围转移，队伍不但没有损失，而且有所缴获，还扩大了影响。

六、戴云山之战

年5月下旬，我们到永春，后又转移到南安诗山、码头一带活动。约在6月下旬，接到闽中地委通知:黄国璋、林汝楠带领闽中游击队已到南安八都。我们随即赶到八都山会合。原来，4月间，闽中游击队在长乐九都发动群众，后转移到福清发动暴动，打乡公所、打粮仓。同月底，长乐、福清的武装暴动队伍到莆田与莆田县武工队会合，成立“爱国游击队戴云纵队”，由黄国璋任司令员兼政委，陈享源任副司令员，林汝楠任副政委，罗迎样任参谋长。部队先后攻打莆田枫叶塘、常太乡公所和田粮处，抓了保长，破仓分粮给贫苦农民。他们按照省委指示，把队伍带出准备到戴云山和省委左丰美领导的闽浙赣游击队会师。纵队在莆仙交界的九关山遇到敌保安中队，激战一天。然后，队伍又转回仙游打后埔乡公所，破仓分粮。过端午节后，部队才到南安八都山(与永春湖洋交界处)和祝增华、高祖武(化名林捷、教官)的队伍会师。6月25日，朱义斌、郑种植也带队伍到南安石水缸与戴云纵队汇合。这时，约有队员多人。随后，队伍编入“戴云纵队直属支队”，由林汝楠副政委兼支队指导员，罗迎祥参谋长兼支队长，高祖武任副支队长。支队下设3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俞洪庆；第二中队，队长林云祥;第三中队，队长毛票。另设政工队，队长是我;总务科，科长郑春敏;以及警卫班等。

会合整编后的第一天,队伍从八都山转到南安石水缸，住了两天，以后开到伍堡，召开群众大会，纪念党的生日——“七一”。黄国璋、林汝楠和我都在会上讲了话。次日，敌兵来了，我们转移到南安杉仔尾，住了一天，再到南安深垵一带发动群众，准备打粮仓。5日,正当队伍准备出击的时候，遭到从福清尾追来的国民党省保安团和南安、安溪自卫队多兵力的包围。我们马上占据了山门村的制高点，迎击数倍于我的敌军。战头从中午开始，群众拖着土枪配合我们作战，并冒着弹雨送饭给我们吃。但是敌人的援兵源源而来，在几十挺轻、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屡次向我阵地冲锋。同志们勇敢而沉着地击退了敌人的连续进攻，毙敌数十人。不过，这时的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高祖武、俞洪庆提出应该迅速转移，可惜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就这样，敌我相持到下午7时，我们的副支队长高祖武带了花，俞洪庆也带了花，子弹快光了，火力减弱了，敌人乘机冲上。在这紧急的情况下，参谋长罗迎祥挺身而出，负责掩护队伍撤退。他带着警卫班长蒋新广守在一个小山上狙击敌人，不幸被敌人击中下颔，壮烈牺牲。这是我们在这场战斗中受到的最大损失。罗迎祥是30年代初期的老党员，曾在新四军工作，为了福建的革命，经组织批准回到白色恐怖的家乡，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许彧青的妈妈那里找到闽中党组织，从事重建莆田游击队的工作。在这次战斗中，他以身作则，英勇顽强，为保全整个队伍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晚，在转移途中调整了直属支队的领导，支队长高祖武、副支队长俞洪庆、我当指导员(林汝楠不再兼此职)，并决定俞洪庆等几个带花的同志留在当地治疗，待机转回原地区坚持斗争。随后，队伍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越过了高山峻岭，继续向永春方向转移，天刚亮时到达山后(属永春县，与南安华美交界，原是“安南永”老区)。同志们没有吃饭，没有睡觉，但仍然勇往直前，忘记了疲劳和饥饿。这段时间里，因为敌人的重重封锁，加上我们缺乏熟悉途径的向导，因此走到“安南永”的中心地带，又一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于次日抵达永春桂地。队伍在此住下，吃饭，洗衣，补充子弹、包扎伤员，还打了粮仓。这时，领导开会研究了情况，考虑到，一是有些伤病员确已走不动了，二是这阶段各地的斗争骨干都抽调来游击队，姑果地方上的力量减弱了，不少工作没人负责，因此决定朱义赋、林金妙、林期平3人，负责去游击队到过的地方了解情况，组织群众继续进行斗争；郑种植、郑智民、吴碧玉3人化装为教员，通过永春大路返回泉州(后来，他们3人在永春山上转了一天，下山后被永春蓬壶乡公所抓去。尔后，郑智民由其叔父保出，郑种植、吴势玉则被押往泉州)。队伍休整了三四天，国民党军队又包围过来，妄想消灭我们这支活动在闽中地区的人民武装。我们与敌人打了一场小战斗后，又马上转移，绕过永春的西北边境，翻山越岭，冲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了永春的苏坑;再经桂洋、锦斗，向戴云山方向前进，转入德化儒山，到了暗林口。

队伍是14日下午7时许到达永春、德化交界的暗林口的。但由于当地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摧残，群众一见到队伍就以为是国民党军队又来了，马上就跑。经我们做工作后，才安定下来，回到家里。

这个地方(后来才知道叫上林)是块小盆地，中间有条小溪穿过。这时，高祖武带第一中队负责保卫，我带几个干部负责做群众工作、筹粮煮饭等等。我和高带的队伍都住在小溪一侧的高地上。林云祥带第二中队的一个班在西北面另一小高地上站岗放哨。毛票带第三中队与黄国璋、林汝楠等领导人驻在一座祠庙里，他们二位正在看地图，研究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当我动员群众回来，高祖武正向我介绍布岗的情况时，山上突然枪声大作，子弹朝着祠庙打。我和高祖武马上穿过小溪，冲到山上组织队伍还击，以拖护黄、林等领导人撤退。直到天黑时，我们仍看不到黄国璋、林汝楠和其他队伍，遂派出战士四处寻找。派去的同志回来报告说:“纵队领导和其他同志都找不到。”我们只好带着队伍一面待机狙击敌人，一面派人继续联络，直到第三天仍联络不上。在失去领导，我们又没有在永、德一带工作过，战士们多数是福清、长乐、莆田、晋江人，人地生疏的情况下，怎么办？后来，高祖武说，黄国璋、林汝楠可能率部去戴云山下找陈利曾，因为过去听说陈是吴天亮、毛票发展的关系，黄国璋等人曾去过。根据这个判断，我们带着队伍朝戴云山边打边前进。但，这是一条万分艰难的路!

就在我们向戴云山方向行进时，敌人的增援部队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我们采取了白天隐蔽，晚上行军的办法，尽量避免与敌遭遇。在无法避开时，英勇的战士们顽强地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尾追前堵，杀伤了不少敌人。就这样，我们爬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最后于17日凌晨4时到达南斗附近，秘密地掩蔽在上洋村水尾的树林里。

一到这里，我们马上派侦察员姚泽山(化名姚世成，南安八都人)往陈利曾那里探听黄、林是否来过的消息。然而，这个侦察员却再也没有回来了。以后才知道，黄、林率部已在两天前到过陈家(陈已在5月份被捕)，但他们走后，敌人随即封锁了这个地区，因此，我们派去的侦察员也被埋伏的敌人逮捕了。侦察员出发后约半个小时，天已大亮，我们不见他回队，即往戴云山方向转移，至尖仔格的梅坂地方，发现敌人已包围了四周山地。我们只有边反击边转移，在戴云山脚下与敌人周旋了整整一天。为了占领有利地形，组织突围，我们连续往山上冲锋了七八次，都遭到埋伏在各个路口的敌机枪的猛烈扫射，无法成功。太阳快下山时，我带着尖兵，走在队伍的前头，高祖武在队伍后面负责掩护。这时，我因两天两夜没吃没睡，胃病复发，痛得厉害，终于支持不住，晕倒在草地旁，战士们从我身边匆匆过去，都没有发现。幸亏高祖武来后发现了我，马上解下随带军用水壶，将我灌醒。我对他说:“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要赶快带队伍找黄国璋同志，不要为了我而耽误了”高说:“后面还有许多掉队的同志，你要想办法找他们，我带队伍在山上等你。”说完，他即向戴云山奔去。稍过片刻，一个上年纪的人，提着草鞋正向我这里奔跑过来，当他跑近时，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张家伯。我连忙喊住他，一起躲在草丛里。后来一队队的国民党追兵从我们身边经过，过了不久，戴云山上传来一阵非常激烈的枪声，过后又是一片寂静，我估计可能是高祖武他们遇上敌人。以后才知道，正是这激烈的枪声夺去了高祖武等许多同志的生命。据说，那天傍晚，高带着队伍隐蔽在半山坡的一片竹林里，因极度疲秀，大家一坐下就睡着了。残酷的敌人发现后，立即用机枪猛烈扫射，结果除了丁祥雄、刘竹、张克昌等4人听到枪声后马上跃起抓住竹子末梢逃脱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刘等4人带着武器从德化、永春湖洋一带经南安八都山返回内坑，找到了泉州中心县委

为了寻找掉队的同志，当夜，我在一棵大灌木丛里找到高景春、李绵绵和一个伤员(长乐人)。当时我把李绵绵及高景春带走，掩蔽在一个小山上。不久天已大亮，到处都是搜查的敌人，我们已难以出来了。到第二天，饥饿过度的李绵绵也晕过去了，我们无水无粮，最后用土办法抓拉，才慢慢使李绵绵苏醒过来。挨到第三天夜里，我们再不出去就会全部饿死，于是只好集体出发，寻找一条出路。后来，发现前面不远有一丝火光，这火光给我们增添了一线希望!估计那里住有人家。就这样，我们到南斗附近的溪口村一家农户住下要饭吃，再请那个户主带饭到原地去找那个重伤员，但已不知他的去向了。我们住的这户人家名叫陈公书，是村里的轮流甲长，其堂叔是中学校长、国民党德化县参议员，其侄儿是小学校长、保民代表，所以他在村里有点势力。在国民党军队围攻我们时，德化县许多乡村的保甲长都跟着反动武装来攻打我们，听说这个村子没有出兵，因为陈的堂叔对他说;“这种事不要管:

在陈家住了几天后，我们4人分成两批由陈公书带到县城他的女儿家。离别时，我将年获奖的一块金表和一包药品送给他，将手枪寄他保管(解放后，他将这些东西都交给德化县政府)。我先到永春郑智民家里，再到泉州住在培元中学欧阳琦老师那里，然后回到晋江内坑后山村。以后张家伯、高景春、李绵绵也是从德化县城到了泉州，再来找我们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上林战役”中，我们被敌人截成三路，黄国璋、林汝楠、毛票等三四十人为一路;我和高祖武等50多人为一路;林云祥(大田武陵安人)、毛材等11人为一路。当时，黄国璋、林汝楠也派人寻找我们，但未果。后来他们率毛票的第三中队从戴云山往永泰经仙游，最后到达莆田。他们这一队因有熟悉的群众带路，所以损失不多。林云祥、毛材等人和司令部以及我们均失去联系，在暗林口某山头上隐蔽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半夜到南斗，后到荐解又被打散，林、毛等人再到水口，隐蔽在毛厝周围。

在国民党长期统治的区域，闽中党组织敢于发动这场较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既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也是把“长期隐蔽”转向公开的武装斗争的信号，其意义是大的。在这整个战斗中，我们的队伍沿途宣传，发动群众,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英勇杀敌，进一步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但是，由于这次我们不是通过发动群众开展生存斗争，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因而未能得到群众的有力支持，犯了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再是军事指挥上采取东来东打，西来西打，与敌人打阵地仗，拼消耗，结果吃了亏，如南安山门那场战斗就是这种错误的打法；在失利转移时，又一直朝新区走，这就越走越没有群众基础，越走越被动、挨打。因此，可以说我们在这次战役中损失很严重，牺牲的、掉队的、被捕的都不少，开始是近人的队伍，在永春桂地时队伍也有一百二三十人，到德化格头时只剩80多人。而我和高祖武所带队伍的损失又最惨重。因为一方面，我们为了找到黄、林等领导，坚持在当地寻找了两天，后面敌人追兵已聚集过来了，另一方面，因为第三中队长毛票是德化人，地形山路都很熟识，追击的敌人追不上他们，掉回头时刚好遇上了我们。这样，在前后敌人的两面夹攻下，我们这部份队伍损失最为惨重、很多战士就是在这种苦斗的情况下英勇牺牲的。比如，在子弹几乎断绝的情况下.林汝楠的三弟林金英向我报告说，他还有20发步枪子弹,并自告奋勇地带4个同志当后卫，但不幸在掩护队伍撤退时中弹牺牲:老班长罗智光大腿已被敌人打断无法走动了，还持着机枪向敌人扫射，最后打光了子弹，他大喊不要让敌人拿到好枪，并将机枪拆散扔下山去，最后也壮烈牺牲；我的警卫员张水镜，也是在小盆地里牺牲的。这些烈士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我们回到泉州时是7月底，郑种植、傅维葵、吴秀琼、吴碧玉等人已被特务“调查组组长王介押来泉州监狱。当时,地下党员林萱已是王介手下的中尉军官。就在林发现郑种植等人时，郑对林说:“你是认识我的，现在你要赶快想办法让我们出去!”林回答说:“我想想办法。”当夜，林用酒灌醉看守后，领着郑等4人从新门街逃出来。当林萱见到我时，遂将驳壳枪、子弹以及国民党的委任状双手捧交给我说:“我已离开组织多年了，今天只带了这些交给党。”

这时，朱义斌和俞洪庆、林金妙等五六人也安全地返回晋江内坑。

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群众性生存斗争的浪潮中，在我们攻打安海时，泉州中心县委成立了“留守工作团”。中心县委领导成员邓家玄，黄竹禄、王经贤以及颜嘉祥、朱义振等，按照闽浙赣区党委年1月20日发出的《关于爱国游击战争的决定》和闽中地委的有关指示，组织了“晋南惠同安壮丁大同盟”，发动群众开展以反“三征”为主要内容的生存斗争，取得了很大成效，有力地打击、牵制了敌人，配合了戴云山的游击战争。这个组织的名称是郑家玄起的，第一号宣言也是他亲自起草和刻印的(年，我出席全国团代会期间，看到过这份油印件展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我们回来后，从8月至10月间，就是运用了这个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生存斗争的。这也是从戴云山血战后，中心县委总结了经验教训，更有意识地根据平原、沿海、山地的特点，普遍建立了小型、灵活的武工队，广泛出击，与开展群众性的生存斗争、摧毁敌人的地方势力结合起来，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巩固革命根据地，从而为泉州地区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七、处理“城工部”事件

年，在闽浙赣省委发动的爱国游击战争中,闽中等地受到挫折，教训十分沉痛。对此，本应该从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游击战争的问题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但年省委内部却发生了一起惨痛的错杀“城工部”人员事件，使党组织的元气受到很大损伤。事后，闽中地委曾指示泉州中心县委负责处理厦门“城工部”问题(据说厦门“城工部”有党员、群众人，其中有许多是大学生)。记得那时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派庄建国通知他们把组织名单和上级的指示、向上级的工作报告等文件交来。“城工部”厦门市委书记王毅林接到通知后，立即把这些材料和一支左轮枪也交来了;并提出毛森在厦门要进行大屠杀，他们处境很困难，要求让他们从速进入游击区。经过我们研究分析，没有根据可以认定他们是内奸或叛徒。最后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派人通知他们从速离开厦门，可以到香港和华东等地。他们接到通知后，很快就离开厦门，有的往上海转入解放区，有的去香港后再回来，有的去闽西找张连联系等。这件事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当时执行上级指示把闽中的错误布告贴出去是有责任的，但我们没有处决过厦门“城工部”的同志，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在这方面，庄建国、柯琳石、王佐才等为沟通情况做了许多工作)。现在这批同志大多已是各部门的领导骨干了。

八、壮大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戴云山战役失利后，敌人集中一切反动势力向莆田、仙游、永泰、长乐、福清、闽侯、惠安等地区进行大“清剿”，尤其福清、莆田被摧残最严重，被捕被杀的县级干部16人，一般党员群众达多人。泉州中心县委所属地区也不例外，我们游击队所到的南安下坪、芹菜坪、深垵、山门、石水缸、伍堡、杉仔尾、永春桂地等都遭受敌人的严重摧残。

这时，敌人为了强化反动统治，在泉州一带加紧部署“清剿”，在安海增设“晋南同边区剿匪联防办事处”，由常驻的省保安团一营营长吴玉璞兼主任(年改换二营长张化玉)。晋江县成立“戡乱委员会”，由许文波为主席。同时，增加了许多军警特务，在农村中布置“线民网”。因此，在组织“晋南惠同安壮丁大同盟”，进一步开展生存斗争的同时，我们组织武工队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小型、灵活的武装斗争，重点打击坚持与人民为敌的许文波，给国民党反动派当头一棒。许既是“戡乱委员会”主席，又是国民党晋江县农会理事长、县党部监察委员、县参议员，他曾3次向国民党专员公署请求带兵“清剿”我们，担保在3天内抓到我等人，反动气焰器张。因此，我们在9月3日(农历七月十九)夜，派武工队进入安海镇其家中将他处决。

许文波被镇压后，敌人兽性大作，进行重点“清剿”，于9月10日(农历七月甘六)凌晨派安海联防保安队，分兵3路(各一连)同时分别“清剿”了科任村林萱家、安海桥头村我的家和内坑后山朱义斌、朱义振家，抓捕我的父亲和侄儿许自强、林萱的父亲、朱义振的母亲，拘留于安海国民党军队住处的古庙里。与此同时，革命基点村如英墩、塔头、许慕、后山、上岭、后桥、塘东、晋北马甲的上尾楼等地，也都多次遭到严重摧残。

为粉碎敌人的重点“清剿”，中心县委决定派郑家玄、黄竹禄、朱义振、蔡文化等到南安四都、晋江河市，协助吴序阳、吴秀琼、倪章屿、王惠玑开展工作，以后黄竹禄、蔡文化又进入南安西溪、九都、金淘、诗山一带开辟工作。当时，这项工作进展很快，先后开辟了南安县的美林、诗山、金淘、缺塘等地。黄竹禄是一个善于开辟新区的同志，但因为工作不够严密，混入了坏人，结果郑家玄、黄竹禄不幸分别在南安金淘岭后村及福川缺塘村被捕，于年壮烈牺牲。泉州中心县委损失了这两位好同志，党员群众十分悲痛。他们在泉州地区为党为人民建立的业绩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年10月，省委“八二八”会议结束后不久，黄国璋从福清经莆田来泉州传达会议精神，通知我与王经贤去惠安接他和祝增华。在惠安朱汉膺的家乡一—三朱乡的一石洞里，黄对我说，组织上已增补祝增华为闽中地委委员，并决定恢复朱汉膺的党籍(朱年入党，“立三”路线统治时被错误开除党籍);决定成立惠安县工委，由粘文华、朱汉膺、林平凡、张海天、何邦基、王福庆等人组成，粘文华为书记。惠安县工作由闽中地委直接领导。

11月，中心县委在晋江县埔顶寮洪肇服家里召开扩大会，传达贯彻省委“八.二八”指示精神。正式参加会议的有黄国璋、许集美、祝增华、朱义斌、郑种植、王经贤、李绵绵、李淑英，颜嘉样、王朝阳、张尚楚、许秀汉、张孙云等县级干部;闽浙赣游击队副参谋长刘润世路过这里，也参加了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刘桂林、刘基固、洪肇服(洪负责后勤工作)。会议先由黄国璋传达省委会议精神，再由我、朱义斌、郑种植分别总结了“武装斗争”、“建立隐蔽根据地”、“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经验。然后是整顿组织，决定将沿海区委划归闽中地委，由祝增华直接领导;又将泉州中心县委分为两个片区，其中晋南永边由我和朱义斌负责，晋江工委由郑种植和王经贤负责。这样，在隶属的关系上，形成了直属中心县委、直属县委、直属区委3种组织形式。会议至翌年1月底结束。

会后，沿海区委向黄国璋汇报了晋江深沪科任村的大恶霸、“科任事件”的告密者、民团团长吕觉剑以及保长陈青山等人的罪行，这些人在该地区横行霸道，是我们进一步开展工作的重大障碍。因此，黄国璋决定镇压吕、陈二人，以拔掉钉子。遂组织当地干部、党员、群众约三四十人，分为两队，于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一)夜，奔袭科任村。由祝增华、朱义斌带领一队擒拿吕觉剑，我带领一队抓陈青山。昌、陈等人抓来后，由黄国璋作出决定，押往海滩处决。镇压吕觉剑等人后，黄国璋于2月份返回省委汇报工作。这个时期，敌人加紧“清剿”，不少组织受了破坏，干部、群众受到很大损失。如年夏，陈火把因被敌通缉，在家乡隐蔽开展工作，于8月某日清晨，在外出工作途经院前时不幸为反动保长所辨认而被逮捕押送溪尾，后英勇就义:郑成竹在南安官桥岩前村同傅维葵、张尚楚、张尚摘等开会时，被特务柯子由等包围后壮烈牺牲，等等。

在这期间，我们根据斗争的情况，开展了5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开辟新区。在埔顶寮会议期间，中心县委于12月间调林金妙(陈列)到海澄、漳州，和兰守仁、兰振德等一起开展漳属一带的革命活动。他们以龙溪中学、龙溪师范等为据点，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培养发展了一批党员。这时，漳属的学生运动发展很快，曾赶跑龙溪师范校长郑玑，迫使国民党当局撤换了龙溪县长。年6月，建立了中共漳州工委(书记林金妙、副书记周兴民，委员张方、陈均、朱鸿样等)。此后，漳州工委组派漳州、龙溪、海澄、漳浦、平和、云霄、南靖等工作组，深入乡村开展工作，建立抗征队，并组织大批进步的青年学生投入各地群众性的反“三征”和摧毁国民党政权的斗争，还先后向闽南、闽中游击区输送一批青年干部。在这期间，吴良诚(年我们在漳州发展的党员)等也在漳州、海澄一带坚持工作，发动群众斗争，建立了一支有四五十人枪、全脱产的游击队，在闽西南王汉杰等的帮助和配合下，进行多次战斗，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

二是清理混入内部的奸细以纯洁队伍。年春，晋南同县工委武工队，弄清了内奸吕良度的真面目，并予以镇压，清除了内部隐患。吕受南安大盈乡乡长、特务林智卿的派遣，混入五星区委，曾密报而逮捕了我武工队傅维葵等。

三是组织劫狱营教被捕同志。年春，全国正处在我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不断取得胜利，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和农村反“三征”斗争日益高涨之时。但在泉州地区却面临由于戴云山战役的失利，我游击队力量损失较大，一些干部被捕关在泉州监狱，骨干缺乏，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清乡”，群众情绪有些低落，开展斗争较艰难的情况。为了充实有强我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骨干力量，打击泉州地区反动派的器张气焰，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中心县委决定组织劫狱，营教被捕同志。

中心县委先后派了颜嘉样、许东汉、史其敏等与狱内施能鹤、霍劲波联系、配合，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和细致的工作，准确地掌握了狱内的地形、通道、号房分布、放风时间和敌人的武器装备、看守人数以及监狱周围的道路、敌人兵力的驻防位置等情况。我们作了反复的讨论研究后，确定了具体的劫狱方案。当中由于情况发生突然变化，曾经两次改变计划，推迟了劫狱时间。最后于年6月28日傍晚7时行动，由颜嘉祥、张尚楚、许昔丛、吕清河4名精悍的游击队员，用准备好的竹梯迅速爬上监狱的围墙和屋顶，出敌不意，只花不到5分钟时间和两颗子弹，就安全地救出闽中、闽西南的重要干部施能鹤、傅维葵、王新整、林泗泰和霍劲波等5人。

这次动狱的成功，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人民斗争情绪，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由此，泉州国民党县长、专员先后被撒换，有些国民党军官也开始靠拢我们。这是继30年代厦门破狱之后，我省又一次劫狱斗争的重大胜利。

四是整顿、巩固组织，建立宣教部。年8月下旬，中心县委在安海镇前埔村召开第四次干部会议，会期6天。中心议题是进一步贯彻执行省委“八二八”指示，整顿、巩固组织。参加会议的有区级以上干部30来人，我们作了政治形势报告、会议总结报告，以及《关于建立地方武装部队问题》和《关于掩蔽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问题》的报告，宜布了中心县委关于今后4个月的工作重点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进行“三查”运动(即查思想、查成份、在组织)，及建立安海镇郊区和龙山区的决定。最后，会议作出了《四个月巩固组织的决定》。

会后，中心县委建立宣教部，成立“五一出版社”，开始由霍劲波负责，出版油印刊物《学习》数期，翻印许多党内文件和学习资料。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宣教部的地址曾先后转移到岭内、岭兜、湖池头、云头等村。以后由许友辉、李自力等负责，人数增加至30多人，其中一部份是从厦门大学、台湾大学、集美、侨师和泉州等地来的知识分子。宣教部分为编排组、维写组、油印组，9台印刷机日夜赶印，出版了大量书刊读物，其中有毛泽东的著作、党的基本知识、《青年丛刊》、《游击队员课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入城守则》和有关的布告、文告;还有通俗读物，如以武装斗争为题材的故事、连环画和用南曲谱写的方言民歌等。这些材料在晋江、厦门地区广泛流行，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同时，在巩固组织工作方面，中心县委所辖的各县委、区委、支部展开了“三查”运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重新登记了党员。

《四个月巩固组织的决定》发出后，各区委干部分头工作,但由于在巩固和发展基层组织中没有经验，碰到了许多困难，出了不少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12月中旬，我们在五星云头村举办“农村工作讲习班”，参加学习的有区级以上干部40余人。在讲习班上，我们作了《关于群众工作问题》、《关于支部组织与支部工作问题》和《调查研究问题》等报告。后来因环境紧张，“讲习班”中途停办。年1月初，我们又在安海镇郊区东村召开第五次干部会议，有区级以上干部40余人参加。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4个月巩固组织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并提出今后必须继续严密组织，发展游击根据地，加强宣教工作，培养大批干部，扩大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催毁国民党政权，准备迎接解放军南下等任务。为此，参加会议的同志学习了《关于严密组织问题》、《关于选拔培养干部问题》、《关于加强宣教工作问题》等文件材料。这次干部会是“讲习班”的继续。会后，在南安工作的吴序阳、吴秀琼，会同傅维葵、张尚楚等，带领武工队和群众武装50余人，先后攻打南安玲苏乡公所，缴获长短枪28支，弹药一批，第二天，攻打象峰乡公所，缴获长短枪28支，弹药若干。与此同时，发动群众烧毁福厦公路上的沉桥、崎脚桥，切断电杆电线，破坏敌人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设施，等等。

五是实行武装部队地方化，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武装斗争,镇压恶霸、特务、地头蛇,斩断国民党赖以统治的基础。年10月间，晋南同县工委武工队利用石刀山紫竹寺佛诞搞迎神赛会之机，在泉安公路许慕段处决了安海国民党海员特别党部书记长吴天柱,缴获短枪1支;10月17日,在出卖吴天亮的大叛徒郑贵双大办佛诞宴时，武工队乘机化装赴宴将他处决，同月,镇压了国民党青阳刑警队长吴慈。金南同县工委武工队也在南安、同安一带，先后镇压一批顽固坚持与人民为敌的特务和反动乡、保长。这些斗争都进一步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群众。

年9月间，省委派粘文华来传达省委决定。同月，粘带我经福州往闽北找了曾镜冰。曾听了我的汇报后，要我将泉州中心县委在这一段的成功经验作个总结。我写了“攻打安海”、“破获内奸”、“镇压恶霸”、“劫狱斗争”等4个方面的汇报。后来，曾镜冰要我回泉州地区准备调人到闽北参加学习，并说，他不久要往江西迎接解放军，要我们在一个半月内筹备80两黄金交省委做部队经费。因此我回来后，一面召集干部开会、学习、统一思想，并准备调人到省委学习，一面想办法完成筹款任务。

年10月，泉州游击队来取巧妙的方式，向草庵寺长老广空师借出黄金两，其中奖给灵山区委10两作为活动经费，90两送往闽浙赣省委(广空师的这笔黄金，我们信守诺言，解放后由国家付还现款)。

年1月，我和朱义斌、郑种植、王经贤、施能鹤等人去南(平)古(田)瓯(建瓯)地区参加省委举办的整风学习班。这次学习由省委秘书长王一平主持。主要是学习年12月《闽浙赣省委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全闽浙赣开展武装斗争紧急任务的决定》，对照文件，联系实际，总结经验，统一认识，研究新形势下的工作。最后省委正式决定，仍由我任泉州中心县委书记。2月，我们从省委回来后，根据扩党练干、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瓦解敌人的精神做了3个方面的工作:

1、训练干部，进一步扩大党的组织。

首先，在安海镇郊区岭顶召开城市工作座谈会和学校工作座谈会，举办了妇女训练班。根据新的革命形势，大家认为要改变“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白区工作方针，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培养干部，控制城镇机关，以配合解放军南下，随时作好内应和准备接管的工作。

其次，5月下旬在五星区后溪村召开第六次干部会议。有区级以上干部60多人参加。我们在《今后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根据解放军已渡江占领南京并包围了上海(会议期间，我们的电台收到上海解放的消息)的新形势，估计敌人可能从沿海、平原、山地分3路撤退。因此，我们今后的任务是，在干部思想方面，要严格组织生活，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无政府主义，严格组织纪律;在武装斗争方面，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全面摧毁国民党乡镇政权，打粮仓，破坏公路，进攻敌人碉堡，截击敌人的残兵败将，由农村包围城市的局势发展到全面控制城市，加紧发展游击队，提高游击队的战斗力，瓦解敌人，创造和平接管的经验，做好支前工作，迎接解放军。在《加紧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的守则》的报告中指出，要加强民主集中制，集中领导和分工负责的党委工作制，各地队伍要统一编制、加强统一行动，互相配合；禁止强迫募捐，防止假冒行为等。所以，这是一个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新的工作任务的会议。

第三，7月初，我们分别在“五一区”的龙园村、安海镇郊区的内山尾村等地举办农村基层干部训练班，抓紧培训区、乡和各支部的党员、干部近千人。在这基础上，各级党组织只也相继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召开各种会议，统一了思想，并重新整顿组织，登记党员。这样，普遍加强了组织，提高了干部的领导水平。至此，泉州中心县委已辖有晋江县工委、晋南同县工委、晋南永县工委、厦门工委、同安县工委(即同安工作团)、漳州工委、香港党支部等组织;各县工委下辖许多区工委、乡工委和基层党、团支部，党员人数近0人。同时，我们还根据上级的指示抽派一批党员、干部往闽东、闽北、闽中、惠安等地参加当地的工作。

第四，中心县委根据团中央的决定和斗争形势的需要,于4月间决定在泉州、厦门、安海、石狮等城镇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其中，仅安海区工委领导的新青团安海工委(书记王佐才)就建立了学生、教员、店员工人等3个团支部，发展团员数十人。

2、广泛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摧毁反动地方政权。

经过攻打安海和戴云山战斗之后，我们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建立普遍的、小型灵活的武工队，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爱国游击战争。到年初，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泉属游击武装力量已具有相当的规模，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进入胜利发展的阶段。

年2月，闽中地委根据闽浙赣省委的决定，成立了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司令部。同月，在莆田大洋闽中司令部驻地，地委副书记林汝楠(黄国璋已去香港)和我研究并确定了泉州中心县委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统一名称、体制和级别。不久，中心县委在内坑召开会议，认真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作出了《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紧急任务的决定》。4月，泉州地方游击队改名为“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司令部泉州团队”，由我任指挥员兼政委、朱义斌任副指挥员、郑种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席排任参谋长。接着，中心县委决定扩大武装，组建晋南永、晋南同和晋江3个大队，并下令抽调游击队员到团队部集中组编。从此，泉州团队所属的各级武装队伍，更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在战斗中进一步发展壮大。

4月25日，团队部警卫队长许昔丛带领晋江县东石乡游击队和群众武装27人，奔袭驻东石的敌水上警察队，击毙敌哨兵1人、处决敌探1人、俘敌2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几支、手榴弹9颗、子弹0发;月底，金南同县工委指挥同安人民游击队10余人，轻装渡海，配合大嶝岛游击武装30余人攻打大嶝乡公所，缴枪5支，没收了户籍册和田赋册;5月1日，晋江县运伙区委及塔头党支部组织武装力量，和英林、龙园、金井等地的群众武装近万人，粉碎了国民党晋江县自卫大队中队长朱文良率部余人对塔头村的“清乡”，同日，运伙区委率科任、埔宅、清沟、坑边、吕宅等村20多名武装队员，全歼科任守敌，毙敌1人，俘敌20多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20多支、子弹0多发、手榴弹10多颗；5月8日，晋江县王委林健率运伙区委游击队以及金井附近村的武装力量共多人，联合攻打金井镇公所，激战一天，毙敌镇长陈荣宗等2人、俘放20名，缴获长短枪17支、电话机1部、若干手棉弹和军用棉袄，同月初，金南同县工委指挥同安县及南同边区群众武装人，围攻前坂、莲河、霞梧、东园的国民党盐兵达7天7夜，威迫敌人谈判，达成协议，从而改变了该区的局面，使我武装力最畅通无阻；5月10日，晋南同县工委张尚楚率武装队员30余人，攻打晋江县梅溪(磁灶)镇公所，俘敌7人，缴获步枪3支。这期间，其他各地游击武装在摧毁国民党基层政权的斗争中也剿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进一步武装自己，同时涌现了大批的斗争骨干和积极分子。4月间，晋南永县工委从所属的武装民兵多人中选调40多人，组建了晋南永游击大队，大队长林萱、教导员郑智民，在晋北一带活动；5月，晋南同县工委从所属的武装民兵多人中选调70多人，组建了晋南同游击大队，大队长张尚楚、教导员傅维葵，在晋南同游击区活动。6月，团队部把塔头反“清乡”及各地在摧毁反动政权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斗争骨干40多人集中到岭顶，以后转后溪学习整训一星期，从中抽调20多人充实晋南永游击大队，使之扩大到60多人，队伍由林萱带领开赴晋、南、永、仙、德边境山地打游击;再把晋江沿海一带的武装力量组编为晋江大队，大队长刘基固、教导员许东汉、副大队长刘丕鸿;又以组编晋南永大队时留下的黄锋、吕俊蕃、吕子汉、朱义狗等为骨干，抽调各地游击队员60多人组编为直属队，负责警卫团队部，队长黄锋，教导员洪国宗(无到职);下旬，林祖国以永春湖洋、西安党支部成员为基础，成立了一个游击中队，属晋南永大队指挥，中队长吴金庆、指导员黄起寮。至此，泉州团队和3个大队形成了人民游击队的主力，它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强有力地粉碎敌人的“清乡”和“清剿”，摧毁国民党地方基层政权，大大加速国民党在泉属地区反动统治的覆灭。

5月，朱义斌和晋南同大队教导员傅维葵率领游击队并组织内坑、后山、宅内、上岭、前山、下黄、瑶琼、章慕、霞美、大埔、苏垵等村农民群众多人，攻下晋江县苏垵粮仓，夺取粮食多担。晋江县五星区工委朱义振、朱永忠率当地农民群众多人攻打王厝粮仓，因敌已有准备，故未果；安海郊区工委许礼尚、吴碧玉率多人，攻夺南安大盈乡砖仔埕粮仓的粮食多担，7月上旬，晋南永大队在德化工委的密切配合下，攻夺德化县碧坑粮仓济民。在这期间，各地游击队相继发动群众攻打了大宇、大盈、洪濑、四都等地粮仓，夺粮数万担:还攻打了大嶝、田墘、莲河、下梧、行厝、东园、吕塘、前坂等盐务所、局。这些斗争，狠狠打击了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有力地配合了反“清乡”斗争，帮助农民解决了口粮，度过青黄不接的难关，激发起群众更高的革命热情。

6月，晋南永大队开赴晋北后，先后攻打、清算了马甲和上尾楼地霸、“晋北剿共联防处”分队长，缴获长短枪15支、谷子18担、耕牛1头、其他物资一批;不久，在仙公山寺庙里镇压了惠安田船的便衣侦探数人:下旬，分兵两路攻占大罗溪乡公所，攻取敌军火仓库一座，缴获步枪约支、火药数百斤;接着，粉碎了国民党晋江县自卫大队和罗溪土劣黄则火突击队共余人从洪濑、小罗溪、河市马甲对大罗溪的3路“清剿”，同月，晋南同大队在榕桥击退南安县敌军余人对岭兜的进犯;罗(溪)马(甲)区工委组织了洋坑、梅山、下尾楼、马甲等村武装，击溃了国民党晋江县自卫大队一个中队和河市保警处组长刘士杰的“晋北剿共联防处”便衣队共多人对马甲、下尾楼的“清剿”。在这期间，永春林祖国、吴金庆、黄起寮的队伍，曾攻夺永春县湖洋乡敌军粮仓的几千担军粮分给群众，又于8月21日进抵永春县城。

7月8日下半夜，敌泉州戒严司令部为确保从海上逃跑的退路，由海军派遣军舰两艘封锁晋东南沿海，并纠集了敌三二五师九七三团、九七五团三营和驻石狮交警部队、晋江县警察局、安海蔡秀坊突击队以及安海、石狮等警察共余人，从石狮。安海分兵两路，向我晋东南的塔头、龙园、英林、伍堡、金井等沿海游击区发动了大“清乡”，妄图消灭我武装力量。在刘基固和许东汉的具体组织、指挥下，晋江县大队和李刚区、运伙区、五一区等区武装力量以及各村农民自卫队等，先在鹦哥山、虎头山、大觉山等高地英勇伏击来敌，后采取小型灵活的战术，神出鬼没，打击敌人，逼使千余敌兵龟缩在金井镇不敢出门。随敌军来的金井、英林两个镇长也吓得不敢去赴任。这次反“清乡”持续了10多天，终于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使晋东南沿海民心大为振奋。这时，晋江县大队也由三四十人枪发展到人枪，以后由刘丕鸿、张孙云带到岭兜整训。同月，晋南同大队在梅岭截击敌军，俘敌4人，缴获枪支4支、掷弹简1个、枪榴弹4发、子弹发;不久，又和数千名群众武装一起，追击企图偷袭晋南同县工委的故三二五师林长春连余人，将其围困在水头鸡笼山上。

在这期间，南安的丰州、官桥、前埔、洪濑、四都、东田等地也相继取得了反“清乡”、反“清剿”武装斗争的胜利。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从3月起至7~8月间，各武工队、游击队连续进攻和瓦解了晋江的康乐(灵水)、金井、东石、永宁、亲民(内坑)、深沪、英林、至善、大同(沙塘)、张林，梅溪(磁灶)，南安的玲苏、象峰、大盈、洪濑、榕桥、福川、崇仁、胜利、大宇、眉山、逢华、金淘、英都等国民党乡镇公所，缴状武器多件，烧毁了所有的公文、帐目、税单、户口册、钱粮薄、壮丁花名册等，俘虏国民党乡镇人员百余人，镇压了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几十人(以上不包括永春、安溪、同安等地的战绩），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晋江、南安、同安一带的基层政权。

3、抓紧统战策反工作，瓦解敌人。

在这期间，先后策动了国民党三二五师、南安自卫总团、海澄县警察局、云霄县文武职员起义和福州北峰大小北岭国民党军阵前起义，以及国民党厦门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林梦飞起义回归等。

(1)三二五师部分官兵起义

国民党反动派为确保退路，在泉州成立戒严司令部，由国民党三二五师师长吕省吾兼司令，副师长陈言廉和国民党第四行政公署专员张超兼副司令，下辖正规军三二五师、交通警察1个旅、晋江自卫总队3个大队、晋江突击队、省保安司令部突击团、省保安司令部第四“清剿”大队第一中队、闽南师管区永春团管区司令部、水上警察晋江分局警察队、晋江警察局、南安自卫总队、南安警察局和陈维金的仙永德大游击纵队等。因此，策动三二五师起义，对动摇、瓦解敌人，加速解放进程将起重大作用。这个策反工作最先是许子杰先生开始

国民党三二五师陈言廉副师长长期跟随林梦飞，在我解放大军渡江南下、国民党反动末日将近的形势下，他积极寻找出路。我哥哥许书纪利用过去同陈言廉的同学关系，经常从香港寄些进步书刊、报纸给他。于是，陈言廉就请他的老师许子杰来找我父亲，要求与泉州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派在南安县做策反工作的颜嘉祥负责与陈联系。年初，陈言廉派罗琳来普江前埔村与我见面，为策动起义作进一步的准备。在起义工作趋向成熟时，吕省吾接受国民党调该师去厦门的命令，自己带着一个半团去了度门。于是，陈言廉就成立了“闽南地区起义司令部”自为司令、郭崇山为副司令。8月17日，陈率领一个半团、左右人枪，在泉安公路上正式宣布起义。与此同时，南安的吴鸣海也交出了10多条枪投诚。

该师部分官兵起义后，即开往南安官桥集中整训。我们组织群众欢迎，开了大会，并派陈文为正式代表、黄书麟为副代表，和一批政工干部到该部工作。这支部队先驻在南安溪尾一带，后开赴安溪参加解放安溪县城的战斗。人民解放军来后，由我二十九军派组织部孟部长将该师起义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的一个正规团，参加剿匪工作。后来，陈言廉因剿匪有功，还受过上级的嘉奖。

三二五师部分官兵的起义，震动了闽南的残敌，对解放闽南地区起了有益的作用，对此中央军委正式予以承认并给予嘉奖。

(2)林梦飞起义回归

年，许东汉和史其敏等在泉州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时，泉州电池厂杜池榕经理(龙岩人)发现国民党专员林梦飞经常流露对国民党不满，想找共产党联系的情绪，杜便将这些情况报告许东汉。因此，我们决定由杜经常接近林，策动他起义。不久，林梦飞派代表前来晋江前埔村与我们接头，提出我们先不要去攻打泉州等城镇，以免上级逼得太紧，又说监狱里的政治犯、中共党员陈桃(即王朝阳)活动得很利害，己被当局发现，要我们通知这些人注意，要少活动些，并表示要想办法保护这些人。对此，我们明确地给予答复。后来，林梦飞调任国民党厦门警备区参谋长。解放前夕，我们再派林菊村前往厦门与他联系。原决定要林在厦门就地率部起义，后来听说因形势变化他只好只身回归。据说林化装为渔民，背着捞鱼篓仔，从高崎到集美镇，后到安海肖下村找肖前务，由肖报告泉州团队部交通站。交通站的吴碧玉接此情况后即来岭兜向我们报告。这时，我已接到通知，要立即往莆田迎接解放大军。临行前，我将这任务交给朱义斌办理。以后，朱义斌即把林介绍给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后来林梦飞先生曾为解放厦门作了贡献。

(3)福州大小北岭国民党军阵前起义和南安县自卫总团等部起义

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还妄图作垂死挣扎，蒋介石亲飞福州，在机场召集朱绍良、李良荣、刘汝明、李延年等将领开军事会议，整编南逃福建的残兵败将，下令死守福州一线，并接见国民党新编五十师师长李以劻，命令他率部固守大小北岭，妄图阻止解放大军解放福州。但是蒋介石哪里知道自己的部下已心不在焉，各想出路了。李以劻的亲信、该师少将陈xx也想远走高飞。他安排一个连驻扎南安，以求退路，并相机返乡与我党组织接上关系。因此，南安县工委傅维葵便派陈忠夏动员其弃暗投明。其时，李以劻命陈XX率部固守福州北屏的大小北岭。当我军进攻福州时，他便率部阵前起义，其余守敌阵脚大乱，这对我军迅速解放福州市起了有益作用。

在这期间，国民党南安县自卫总团等部，经南安崇田区工作队队长黄厚哲(现是厦门大学生物系主任、教授)、南安西溪区区委书记张毓昆等做了大量工作后，军心已归向人民。我们又派颜嘉祥前往协助工作。8月20日下午，原自卫总团团长叶克胜及副团长黄栋梁、自卫大队大队长彭永葵等率总团1个大队和警察余人枪起义。同时，国民党三二五师加强连连长郑澄波、新编一四九团驻溪尾搜索连连长陈英，也分别率部多人枪和40多人枪起义。南安县城即告和平解放。尔后，叶克胜、黄栋梁、彭永葵等率起义部队在岭兜接受整编为泉州团队南安自卫大队，由颜嘉祥任教导员、黄栋梁为大队长。

(4)中共华南分局领导的策动香港招商局“海辽号”起义。

年，中心县委领导的集美航校党支部有该校校长、教导主任、技术人员、教师、学生等党员近20人。同年，因工作需要，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年5月改为华南分局)先后抽调该支部的刘双恩、刘宗基、许新识、陈家熙、周秉夫等10几名党员往香港筹建华厦公司。年，在分局的直接领导下，这些同志积极参与完成运送在港的爱国民主进步人士，如陈嘉庚、黄炎培等人往华北参加北平的政治协商会议，运送大量物资往华北支援人民解放军，以及策动国民党香港招商局的运输船“海辽号”起义等任务。毛主席得知“海辽号”起义成功之后，于10月24日打电报给全体起义船员，予以嘉勉。电文说:

海辽轮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同志们:

庆祝你们在海上起义，并祝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这种举动，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是还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长船员们所应当效法的。

(5)厦门、漳州等地的统战策反工作

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厦门工委和漳州工委也同时进行了许多统战策反工作。

一是厦门工委成员叶绍书争取了原国民党李良荣部上校团长，《江声报》社长许祖义，再由许先后策动了国民党二十二兵团教导营上校副主任杨其精和参谋张幼铣、郭昆山以及原国民党少校军官陈维廉等人。他们经过周密计划，机智地绘制了国民党厦门驻军军事布防图，由同安县工委派王曼生、王水泊冒险取取回送交解放军第十兵团。这事对顺利解放厦门岛作了贡献，受到叶飞司令员的表扬。

二是厦门工委的地下党员林文吉和李建树(即李力)、曾铭分别策动国民党海澄县警察局长赖鄞祥和国民党南靖县党部书记长王元。结果，赖鄞样率部人枪，以及粮食1.2万斤、服装1万套和大批的档案、公物投向人民;王元也率一批人枪起义。

三是厦门工委派汪明辉通过陈权腾取得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毛森大逮捕的确切情报后，及时布置厦门大学等党组织人员迅速撤退、隐蔽，从而减少了损失。

四是经过闽南地委的工作和闽中漳州工委的策动，国民党云霄县长汤涛率全县文武职员起义，并对解放诏安县和东山岛作了一-定贡献。

九、迎接人民的胜利

年，为迎接大军南下解放福建，我们积极动员组织泉州、厦门等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搞好后勤供应工作，掀起支前高潮。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密切配合，从年初起，厦门、漳州、同安、泉州、安海等地党组织一面输送了几百名党员、干部知识青年支援农村游击区和游击队以加强武装斗争，一面在各地组织群众，做好调查研究，搜集情报、筹粮、筹款，搞好支前和保护重要机关、工厂、学校等工作，以保证解放军顺利解放和接管泉厦地区。如厦门工委成员以“新闻记者”身份对厦门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系统以及重要的企业、工商界知名人士等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然后把这些调查材料整理成册后装在饼干盒里，由工委成员梁明富派曾昭铎扮为侨生带来团队部，由我们再分别送交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和已设在泉州的“厦门军管会”。这些调查材料对解放、接管厦门起了重要作用。8月下旬，安海码头党支部的党员和群众在爱国民主人士倪世祯先生和护路队员的帮助下，经过周密的计划，收缴泉安汽车公司护路队的长短枪32支、子弹和手榴弹1箱，支援了泉州团队;并发动驾驶员不为敌兵运输，保护数十辆汽车不被散人调走。泉州的蔡载经和泉州电灯公司的党员也一起进行了许多工作，开展巧妙的斗争，保护该公司不受破坏，从而保证了泉州城解放后正常的电力供应等等。中心县委和团队部先后成立的各级“供应委员会”、“供应站”，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工商界的支持和帮助下，筹备了大量物资，保证了南下大军和广大游击队、脱产干部的生活需要。

在这期间，各地农村还组织了大量支前民兵、支前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泉属地区和厦门、漳州的解放。比如，厦门工委的捐款折合美金达1万元左右，其中除由陈启浩带0美元送来我部外，大部份用以购买万里鞋和毛巾等日用品送交安海“供应委员会”。同安工委仅入库的大米一项，就达余担。晋南同游击队发动群众捐粮20多万斤，捐款0元，柴火、马草60多万斤，组织了民兵多人和民工0多人，成立了修桥筑路突击队、运输队、担架队支援前线。“供应委员会”在晋江的围头、金井、深沪、祥芝、石狮，南安的莲河、石井、水头，同安的马巷，发动船工多人、船多艘以及各种运输工具支援解放厦门，此外，很多爱国华侨经过动员也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支援了人民解放事业。

7~8月间，为适应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泉州团队部所属的游击队集中在岭兜整编为“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泉州团队”。整个建制是:

指挥员兼政委许集美

副指挥员朱义斌

副政委阳郑种植

团队部机关：

政治部

主任郑种植(兼)

组织股

股长倪永图

成员吴身乓

调研组

组长黄荣琨

宣传股

股长许友辉

领导成员李自力

服务团

团长史其敏

指导员周乔林

参谋处

参谋长郭席排

作战参谋曾杰林健

秘书处

秘书长王经贤

机要股

股长郑星辉

秘书吴身乓陈篱香庄建国

管理股

股长骆朝宗(后由吴碧玉负贵).

电讯组

负责人胡冠中高景春

供应处

主任张时堞

副主任周德明

粮食股

股长周德明(兼)

军需股

股长刘益顺

运输股股长潘聪谋

团队党总支部

书记倪永图(兼)

机关党支部

书记郑星辉(兼)

所属各人民游击大队:

泉州团队直属独立大队

大队长兼教导员郭席排(兼)

副教导员颜嘉祥

副大队长林萱

第一中队：

中队长黄锋

指导员张孙云

党支部书记石耀荣

第二中队：

中队长张武平

指导员许礼尚

党支部书记林其平

第三中队

中队长张玉珂

指导员刘丕鸿

党支部书记洪水树

警卫队

队长许昔丛

指导员陈志平

副队长吴华光

侦察队

队长施蚶

指导员温子杰

晋江大队

大队长刘基固

教导员许东汉

副大队长刘丕鸿

南安大队

大队长张尚楚

教导员傅维葵

晋南永大队

大队长林萱(后调到独立大队)

教导员郑智民(后由吴序阳接任)

暂编南安自卫大队

大队长黄栋梁

教导员颜嘉祥

副大队长彭永葵

同安游击队

负责人林文庆

以上除各人民游击大队外，独立大队的正规武装力量有人左右，重、轻机枪7挺、长短枪余支。团队整训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素质都有很大提高。

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进入福建，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国民党反动军队节节败退，大批地溃向东南沿海一带，并纠集大量的兵力沿福厦路两侧发动凶残的“扫荡”和“清剿”，妄图保住撤退路线的安全。在这期间，泉属地区兵民协力，奋起迎击，在8月份连续打了几场较大规模的战斗，截击了敌人，保护了人民。

20日，根据侦察到的情报，团队部命第一中队长黄锋率部余人，在当天下午开往石刀山南麓，埋伏于泉安公路林口段西侧的白沙仔头制高点，狙击乘汽车移防东石的敌陈维金残部，击坏敌军车3辆，毙敌1名、俘敌10名(其中营长1名、副官1名)，缴获一批枪支和军用物资。

21日，敌交警一个分队进驻灵源山的灵源寺，在我游击根据地岑顶、后溪一带打劫、骚扰。次日下午，团队部命第二中队长张武平率部埋伏在内湖村的边山高地树丛里，在五星区武装和该村民兵的配合下，痛击这股残敌。

石刀山狙击战的胜利，打击了敌交通警察，也震惊了泉州的国民党反动派。24日清晨，敌交警第四旅旅长鲍步超命驻晋江安海、南安水头的该部第三总队指挥安海、水头、灵水等属部，分兵3路进攻我团队部所在地——岭兜。敌人的部署是，驻灵水的一个交警中队为右翼，翻过灵源山，佯攻山北村庄，以钳制我部第二中队;驻安海的一个交警大队为中路，占据内坑熊山，在东宅山、石青山头等高地修筑5处机枪阵地，以控制内坑后山一带，并在安海通内坑沿途设立层层岗哨，以防我部切断其退路，又派其两个中队窜入内坑、东村、前山一带抢掠、奸淫、骚扰;驻水头的一个交警大队为左翼，向北沿公路经大盈进犯官桥，以“清剿”我团队部，打通福厦公路。

团队部周详地分析，研究了敌情后，马上制定了作战计划，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狠击进犯官桥之敌，然后夺回内坑熊山，直逼安海，控制泉安公路；并决定由副大队长林萱、副教导员颜嘉祥分别率领独立大队、暂编南安自卫大队参加作战，由参谋长兼独立大队长郭席排在前线统一指挥。

当日上午9时左右，敌左翼进入官桥镇后，派一个中队猖狂地进犯岭兜，遭到我部第二、三中队痛击后缩回。中午，我部第一、二、三中队分别从官桥右侧的山地、北面的相思树林和左侧的龙眼树园，向敌发起猛烈进攻，附近村庄数百名民兵、群众武装也投入了战斗。敌我双方激战达到白炽化。下午,颜嘉祥率领暂编南安自卫大队赶来参战。黄昏，我部发起总攻，夺回官桥镇，毙敌大队长、中队长各1人(我部伤2人，群众牺牲2人)，粉碎了敌人进犯岭兜的阴谋。

25日下午，张武平乘胜率部占领熊山西侧的亭顶村层崎山高地，向进入熊山、内坑一带的敌军发起攻击。激战至黄昏，敌驻安海一营兵来援，我方因兵力不足，暂时撤回。次日下午，团队部再命第一、二中队分别占领熊山东侧的小石山和西侧的乾仔头高地。在五星区工委组织的上千名民兵、群众武装的强有力配合下，我部猛攻熊山守敌，迫使该敌当夜撤离内坑熊山逃回安海。

在这期间，以梅溪、灌口为基地组建起来的同安人民游击队与人民解放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密切配合，先后同敌交警、保安二团，保安大队、第五军、九十六军刘汝明部展开了10次战斗，歼敌近人，俘反共救国军大队长陈益群、保安大队长杨瑞云以及保安团副、交警大队长等军官15人，缴获机枪30余挺、步枪余支、各种子弹10多万发(不包括收缴国民党乡公所的武器弹药)，安溪新康，长坑等地的人民游击队也先后与其他人民武装密切配合，参加了多次战斗。

这些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战斗，使我部军威大振，士气高涨。

8月30日，我部独立大大队全体指战员集中到岭兜，做解放泉州城的战前准备工作。31日凌晨，队伍轻装直捣泉州城。上午10时许，第一、二中队从新门进城，分别负责解放南、北区，接收各敌机关。一部份进迫国民党晋江县政府，敌自卫队不战自降，交出武器弹药，还从牢狱中释放了被关押的王朝阳、林金妙两人和其他群众。一部份进攻国民党晋江县警察局，督察长率全体警察投降，交出机枪12挺、步枪余支。一部份进驻北鼓医院。还有一部份直插南区，进驻晋江县银行等部门，并扑灭敌军撤退时焚烧新桥之火，保证泉安公路畅通。炊事员老汉在新桥头徒手俘虏逃敌14名(其中团长1名)，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2支。侦察队追捕乘船逃跑之敌，缴获长短枪10多支。第三中队进驻城南郊朵莲寺，扼守华州桥。当天下午，我部的接管工作全部完成，四五点钟左右，与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在城里会师。

从9月1日起，我部各武装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南下的人民解放军，并和闽中直属及闽西南所属的武装力量一起并肩作战，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先后解放了晋江、惠安、南安、同安、永春、安溪、德化、长泰等地。10月17日,我部所属武装力量与人民解放军二五四团一同打进高崎，把五星红旗插上厦门岛。在解放战争中，泉属武装力量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战斗英雄和支前模范人物，他们的英雄模范事迹将永远记在人民心中。

至此，泉州中心县委共有党员0余人、脱产干部约人、游击队人枪;其中，泉州团队直属独立大队人左右，三二五师起义人员人，南安自卫总团起义人员近人，晋江、南安、晋南永、惠安、同安的县武装数百人。此外，还有不脱产的地方民兵数千人。

9月间，泉州团队部撒销，独立大队第一中队被编为晋江军分区特务连，第二中队编为公安处警卫连，第三中队编为晋江县大队。此外，晋江、南安、晋南永、同安、惠安等大队分别被改编为晋江、南安、同安、惠安、永春各县的区中队。泉州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各级干部也相继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踏上了新的征途。

总之，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泉州中心县委的广大党员、干部、游击队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在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前赴后继，英勇奋战，承担了应尽的责任。但是，由于斗争环境复杂，我们也有不少失误。今天，我们应该将这些革命斗争历史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总结经验教训，增长才干，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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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春秋——闽中革命回忆录》一书保存了珍贵的革命史料，收录的23篇文章均为闽中老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斗争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篇目根据各人所回忆内容，按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编排。

今天，我们读党史、读闽中革命史，通过读史员的讲述，传承党的故事，学习党的精神，和青年朋友们一起回顾那些走过的日子，共同迎接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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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莆田市新时代

大学生理论宣讲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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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悦监制

邓美珍

审核

黄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