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州

遥望城墙，那里有什么

汀州府城的朝天门城墙在进行拆迁考古，而我则只能在遥远的“他乡”朝着墙里张望，得不到第一手的图片，有些无奈。但好坏还可以凑个热闹，还能考据一下，就是一件乐事，因为那城那墙，都是我所深爱。

通过从网络上流传的图片，将分辨率不高的图，处理一下反差，仍然是可以得到一些信息的。

现在网络上能看到的基本是这张图。

特写

图片来自饶新福先生

砖上为何有字？

印记。

直觉结合惯例判断，这是一个工匠留下的文字。

工匠为何要在砖头上留下印记文字呢？

因为要负责。

负什么责？

生死之则。

因为元朝是匠户制度，所用的手工匠人都编为专业匠户，这种制度一直被明清沿袭，直到康乾时期才废除。砖瓦窑的匠人，要保证烧出的砖头在抽检时满足“足踏不断，砸开断面，没有空洞”的标准，抽检时的不合格数量超过一个量就是全部不合格，要打回，而烧砖的人和前一道督造责任人要被处罚，有些处罚很重。

所以说这是一个生死印记。

历代的工匠在修造时都会留下印记，唐宋明这些汉人王朝，都会用汉字，如下图：

这是何字？

蒙古文。

但是那些不是汉人建立的王朝呢？比如元朝，就会用蒙文。前文图中所示的文字正是元朝的蒙古文，但不是现在蒙古族用的蒙古文。需要说清楚一下的是，历史上蒙古族用过四种蒙古文，第一种是成吉思汗时代的畏兀尔蒙古文，第二种是忽必烈汗的国师八思巴用藏文和梵文创造的八思巴蒙古文，第三种是现在蒙古族使用的传统蒙古文，第四种是中国国内蒙古族比较少见而多见于蒙古国的西里尔蒙古文。四种蒙古文代表不同时期蒙古族接受的文化“洗礼”，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表达。今天要说的，也正是出现在长汀的汀州府城朝天门的城墙上的城砖，上头加载的是四种蒙古文中的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的特点是你只需要能读41个（也有43和57之说）八思巴文字的音，你就可以读一切八思巴文写的文书，八思巴文其实就是一种一种记音标的文字。你可以用蒙语把一件事情说出来，然后用八思巴文写好，让一位不知蒙语的人去对一位知晓蒙语的人宣读，读完文书，知道蒙语的人就知道一切，而宣读的人，仍然一无所知，这是古老的“人肉电报”。元代大量的机密情报或者官方文书都是用这种方式传输，担任传输任务的汉人或者其他非蒙古族人，就是那不知内容的电报，而传递的文书则是用蒙古语进行过编码和再解码的加密内容。文革后，西北民族学院的郝苏民先生和他的藏族同事们就曾经为甘肃省博物馆翻译了第一块符牌，而后八思巴文在世界上众多的学者通力协作下，渐渐被破解。

图为甘肃省博收藏的八思巴符牌

图中文字当作何音何义？

某个姓氏。

八思巴文如果转述汉文，和蒙古语会有些不同，因为汉文更有规律，一个汉字一个音。图中的八思巴文因为有

这个字符，所以可判断多半是一个以G音开头的汉人姓氏，我受过的教育也只能帮助我到这里，后边虽然可以断为两个字符，但我读不出，所以我要去搬八思巴文辞书。

辞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砖是汉人工匠烧的，字当然也是他按照汉蒙通译官的书写进行模写的，所以经过了一些变形。我得到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

另一种是

这两种组合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正式语言学训练的人来说太过艰难，所以还要请教专家，我所认识的八思巴专家，是我的同学哈斯图雅女士的一位老师，阿拉善右旗的赞德来先生。我把图示和我的两种判断发送给赞德来先生，请他为我解读两种发音，果然很快就得到了回音。赞德来先生回复如下：

他否定了我的第一种写法，认同了第二种写法，因为他只能读出第二种，第一种无法读。我重新思考了第一种写法错误的原因，三个字符组成的音节首字g第二字母ch两个是声母，和最后的尾韵n合在一起，的确无法发音，所以应当是通译书吏在书写时用上了汉字习惯，两撇带翘，而这种翘的花式错误，被不认字的烧砖工匠放大，于是就成了另一种字。

通过赞德来先生的解读，可以确定这个字的发音为“格努”，蒙古语发音，努的鼻腔音发得不重，所以我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字应当是客家姓氏“官”，粤语发音,在八思巴文里发为或者，正是客家长汀-宁化一带方言“官”的发音，和现代长汀人容易混淆的“江”“姜”的后鼻音不一样。

图为赞德来先生的图示解读

另按营建惯例作猜想，此次发掘如果运气好，应当还会有一块或者几块碑石，记载从当时的负责官员一直到烧砖工匠的名字，会有吗？合掌祈祷。

他们从哪里来？

宁化。

官氏的族源还是容易找到的，汀州城里的官氏两支，城外也有两支，城里两支迁入的时间都比较迟，基本在明末清初，而城外两支分别是南山官氏和河田官氏，通过访谈官步风先生，他同我说他们这城外两支是洪武间从宁化迁来，那这时间就不对了。但他马上又补充，宋代有一支官氏很早迁入河田后来找不到踪迹，传说返迁了。我查找了一下年台东官氏宗谱，他们提到宁化官氏在元朝至元年间，遭祸乱，裔孙中兄弟四人迁出，其中官耀迁广东大埔，官擢迁福建诏安，官跃迁广东海丰。正是这一时期，这祸乱可想而知。宋代元代的宗族发展比较慢，人口数量不多，各宗族对自家的开基祖宗总是追认得比较清晰，不像明朝中叶之后人口爆发增长的情形，所以这里官氏族谱的讲述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的。

至此，我们知道了，拆下的城墙砖，应该是一位姓官的砖瓦匠人带着他的家小，被从长汀邻县的宁化征发前来汀州府城烧制城砖。

他们过得怎么样？

很苦。

根据现代学者对元史中官府对五口之家的匠户的支粮记录，可以算出他们大约每月可以得到未加工粮十四斗，加工后八斗多点，每月耗粮6斗多，还有一些盐税布帛的支出，所剩无几。（载于03年《内蒙古社会科学》发表的《元代系官工匠的身份地位》刘莉亚陈鹏）被强制服劳役的匠户想必日子仅只是温饱边缘，元代的匠户逃亡的记录在史书中很容易找到。

他们会在哪里烧砖？

东郊和罗坊。

古代烧砖瓦的活计是归类在“窑冶”之中的，烧窑的大原则是不能毁田，故而有田的地方不行。

宋代在东郊，嘉靖《汀州府志》：嘉熙间，郡守戴挺招窑户，置官于郊东，以陶砖瓦包砌，甫及颁条、济川、兴贤门，秩满去，继者复辍。此处窑冶，南宋末年就停用了。

元明则加了罗坊，翻查崇祯《汀州府志》记录：长汀土瓦窑二座，罗坊、任屋冈，其在罗坊，有妨风气，士人屡请禁之。三座，青泰里。

罗坊在长汀县城西南面，是紧邻着县城城墙的一个城外坊。罗坊有窑冶，我一直都知道，虽然在明代这个窑就被士人请禁了，但是地名却留下来了。

在罗坊向七里的方向上现在仍然还有一处叫“窑上”的小地名，接近汀江的“西溪”，想必近水之处要采制砖的泥土和用水都会方便，但同时有一个小问题，这个位置正是汀州城的上风口，秋冬季西北风起，所有的废气灰渣必入汀州城，所以士人会抗议说“有妨风气”，不是指道德，而是真正的风气。

元代重修朝天门（兴贤门）可有历史记录？

没有！

崇祯《汀州府志》中记载：宋治平三年……辟门六，东曰济川，西曰秋成，南曰颁条曰鄞江，东南曰通远，东北曰兴贤。绍兴间，赣卒叛，守黄武增修。隆兴元年，守吴南老又增修敌楼五百一十五间。国朝洪武四年，卫指挥同知王珪塞颁条门，改济川为丽春，秋成为通津，通远为镇南，鄞江为广储，兴贤为朝天，周城包以砖石，城北卧龙山巅创总铺一，窝铺八十一，女墙一千一百九十五，箭眼八百一十四。

乾隆《汀州府志》加了一句：国朝（清）康熙三十六年，知府王廷抡重浚旧濠。

这段关于汀州府城和长汀县城的文字记录都跳过了元代的情况，原因是元代的蒙古官员很多是军政合一的达鲁花赤，他们记载的地方情况或者直接上报朝廷了，并没有按照汉人传统修成地方志。所以后世在研究元代的历史时，能查考的实在不多。明及之后朝代所修的汀州地方志，提及元代汀州史，都是一笔带过，不是不想写，而是基本不知道哪里稽考，有些用了省志有些则用邻近州府的记录。

故而此次汀州府城朝天门的考古发现，可知历史上元代重修过汀州城墙，只是未曾被记载。

而后世因为崩塌或者别的原因进行重修时，利用了元代的城墙砖，又因为进入民国之后，城墙防御功能废弃，民居建上了城墙，居民建房时也利用了元代的城墙砖，故而应该会造成历代砖石的反复层垒，未必会按照重修的顺序来堆码。

感谢赞德来先生，也感谢汀州城里正在辛苦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工作人员，感谢机缘，我终于可以确定元代汀州的城墙上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那些被铲掉的、那些空白的府志条款可能是什么了，终于有机会穿过历史时空里重重迷雾和年年岁岁落满城头的尘土，朝着城墙里，哪怕匆匆一瞥，也足以安慰深情与钟爱。

汀州

遥望城墙，那里有什么

汀州府城的朝天门城墙在进行拆迁考古，而我则只能在遥远的“他乡”朝着墙里张望，得不到第一手的图片，有些无奈。但好坏还可以凑个热闹，还能考据一下，就是一件乐事，因为那城那墙，都是我所深爱。

通过从网络上流传的图片，将分辨率不高的图，处理一下反差，仍然是可以得到一些信息的。

现在网络上能看到的基本是这张图。

特写

图片来自饶新福先生

砖上为何有字？

印记。

直觉结合惯例判断，这是一个工匠留下的文字。

工匠为何要在砖头上留下印记文字呢？

因为要负责。

负什么责？

生死之则。

因为元朝是匠户制度，所用的手工匠人都编为专业匠户，这种制度一直被明清沿袭，直到康乾时期才废除。砖瓦窑的匠人，要保证烧出的砖头在抽检时满足“足踏不断，砸开断面，没有空洞”的标准，抽检时的不合格数量超过一个量就是全部不合格，要打回，而烧砖的人和前一道督造责任人要被处罚，有些处罚很重。

所以说这是一个生死印记。

历代的工匠在修造时都会留下印记，唐宋明这些汉人王朝，都会用汉字，如下图：

这是何字？

蒙古文。

但是那些不是汉人建立的王朝呢？比如元朝，就会用蒙文。前文图中所示的文字正是元朝的蒙古文，但不是现在蒙古族用的蒙古文。需要说清楚一下的是，历史上蒙古族用过四种蒙古文，第一种是成吉思汗时代的畏兀尔蒙古文，第二种是忽必烈汗的国师八思巴用藏文和梵文创造的八思巴蒙古文，第三种是现在蒙古族使用的传统蒙古文，第四种是中国国内蒙古族比较少见而多见于蒙古国的西里尔蒙古文。四种蒙古文代表不同时期蒙古族接受的文化“洗礼”，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表达。今天要说的，也正是出现在长汀的汀州府城朝天门的城墙上的城砖，上头加载的是四种蒙古文中的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的特点是你只需要能读41个（也有43和57之说）八思巴文字的音，你就可以读一切八思巴文写的文书，八思巴文其实就是一种一种记音标的文字。你可以用蒙语把一件事情说出来，然后用八思巴文写好，让一位不知蒙语的人去对一位知晓蒙语的人宣读，读完文书，知道蒙语的人就知道一切，而宣读的人，仍然一无所知，这是古老的“人肉电报”。元代大量的机密情报或者官方文书都是用这种方式传输，担任传输任务的汉人或者其他非蒙古族人，就是那不知内容的电报，而传递的文书则是用蒙古语进行过编码和再解码的加密内容。文革后，西北民族学院的郝苏民先生和他的藏族同事们就曾经为甘肃省博物馆翻译了第一块符牌，而后八思巴文在世界上众多的学者通力协作下，渐渐被破解。

图为甘肃省博收藏的八思巴符牌

图中文字当作何音何义？

某个姓氏。

八思巴文如果转述汉文，和蒙古语会有些不同，因为汉文更有规律，一个汉字一个音。图中的八思巴文因为有

这个字符，所以可判断多半是一个以G音开头的汉人姓氏，我受过的教育也只能帮助我到这里，后边虽然可以断为两个字符，但我读不出，所以我要去搬八思巴文辞书。

辞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砖是汉人工匠烧的，字当然也是他按照汉蒙通译官的书写进行模写的，所以经过了一些变形。我得到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

另一种是

这两种组合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正式语言学训练的人来说太过艰难，所以还要请教专家，我所认识的八思巴专家，是我的同学哈斯图雅女士的一位老师，阿拉善右旗的赞德来先生。我把图示和我的两种判断发送给赞德来先生，请他为我解读两种发音，果然很快就得到了回音。赞德来先生回复如下：

他否定了我的第一种写法，认同了第二种写法，因为他只能读出第二种，第一种无法读。我重新思考了第一种写法错误的原因，三个字符组成的音节首字g第二字母ch两个是声母，和最后的尾韵n合在一起，的确无法发音，所以应当是通译书吏在书写时用上了汉字习惯，两撇带翘，而这种翘的花式错误，被不认字的烧砖工匠放大，于是就成了另一种字。

通过赞德来先生的解读，可以确定这个字的发音为“格努”，蒙古语发音，努的鼻腔音发得不重，所以我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字应当是客家姓氏“官”，粤语发音,在八思巴文里发为或者，正是客家长汀-宁化一带方言“官”的发音，和现代长汀人容易混淆的“江”“姜”的后鼻音不一样。

图为赞德来先生的图示解读

另按营建惯例作猜想，此次发掘如果运气好，应当还会有一块或者几块碑石，记载从当时的负责官员一直到烧砖工匠的名字，会有吗？合掌祈祷。

他们从哪里来？

宁化。

官氏的族源还是容易找到的，汀州城里的官氏两支，城外也有两支，城里两支迁入的时间都比较迟，基本在明末清初，而城外两支分别是南山官氏和河田官氏，通过访谈官步风先生，他同我说他们这城外两支是洪武间从宁化迁来，那这时间就不对了。但他马上又补充，宋代有一支官氏很早迁入河田后来找不到踪迹，传说返迁了。我查找了一下年台东官氏宗谱，他们提到宁化官氏在元朝至元年间，遭祸乱，裔孙中兄弟四人迁出，其中官耀迁广东大埔，官擢迁福建诏安，官跃迁广东海丰。正是这一时期，这祸乱可想而知。宋代元代的宗族发展比较慢，人口数量不多，各宗族对自家的开基祖宗总是追认得比较清晰，不像明朝中叶之后人口爆发增长的情形，所以这里官氏族谱的讲述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的。

至此，我们知道了，拆下的城墙砖，应该是一位姓官的砖瓦匠人带着他的家小，被从长汀邻县的宁化征发前来汀州府城烧制城砖。

他们过得怎么样？

很苦。

根据现代学者对元史中官府对五口之家的匠户的支粮记录，可以算出他们大约每月可以得到未加工粮十四斗，加工后八斗多点，每月耗粮6斗多，还有一些盐税布帛的支出，所剩无几。（载于03年《内蒙古社会科学》发表的《元代系官工匠的身份地位》刘莉亚陈鹏）被强制服劳役的匠户想必日子仅只是温饱边缘，元代的匠户逃亡的记录在史书中很容易找到。

他们会在哪里烧砖？

东郊和罗坊。

古代烧砖瓦的活计是归类在“窑冶”之中的，烧窑的大原则是不能毁田，故而有田的地方不行。

宋代在东郊，嘉靖《汀州府志》：嘉熙间，郡守戴挺招窑户，置官于郊东，以陶砖瓦包砌，甫及颁条、济川、兴贤门，秩满去，继者复辍。此处窑冶，南宋末年就停用了。

元明则加了罗坊，翻查崇祯《汀州府志》记录：长汀土瓦窑二座，罗坊、任屋冈，其在罗坊，有妨风气，士人屡请禁之。三座，青泰里。

罗坊在长汀县城西南面，是紧邻着县城城墙的一个城外坊。罗坊有窑冶，我一直都知道，虽然在明代这个窑就被士人请禁了，但是地名却留下来了。

在罗坊向七里的方向上现在仍然还有一处叫“窑上”的小地名，接近汀江的“西溪”，想必近水之处要采制砖的泥土和用水都会方便，但同时有一个小问题，这个位置正是汀州城的上风口，秋冬季西北风起，所有的废气灰渣必入汀州城，所以士人会抗议说“有妨风气”，不是指道德，而是真正的风气。

元代重修朝天门（兴贤门）可有历史记录？

没有！

崇祯《汀州府志》中记载：宋治平三年……辟门六，东曰济川，西曰秋成，南曰颁条曰鄞江，东南曰通远，东北曰兴贤。绍兴间，赣卒叛，守黄武增修。隆兴元年，守吴南老又增修敌楼五百一十五间。国朝洪武四年，卫指挥同知王珪塞颁条门，改济川为丽春，秋成为通津，通远为镇南，鄞江为广储，兴贤为朝天，周城包以砖石，城北卧龙山巅创总铺一，窝铺八十一，女墙一千一百九十五，箭眼八百一十四。

乾隆《汀州府志》加了一句：国朝（清）康熙三十六年，知府王廷抡重浚旧濠。

这段关于汀州府城和长汀县城的文字记录都跳过了元代的情况，原因是元代的蒙古官员很多是军政合一的达鲁花赤，他们记载的地方情况或者直接上报朝廷了，并没有按照汉人传统修成地方志。所以后世在研究元代的历史时，能查考的实在不多。明及之后朝代所修的汀州地方志，提及元代汀州史，都是一笔带过，不是不想写，而是基本不知道哪里稽考，有些用了省志有些则用邻近州府的记录。

故而此次汀州府城朝天门的考古发现，可知历史上元代重修过汀州城墙，只是未曾被记载。

而后世因为崩塌或者别的原因进行重修时，利用了元代的城墙砖，又因为进入民国之后，城墙防御功能废弃，民居建上了城墙，居民建房时也利用了元代的城墙砖，故而应该会造成历代砖石的反复层垒，未必会按照重修的顺序来堆码。

感谢赞德来先生，也感谢汀州城里正在辛苦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工作人员，感谢机缘，我终于可以确定元代汀州的城墙上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那些被铲掉的、那些空白的府志条款可能是什么了，终于有机会穿过历史时空里重重迷雾和年年岁岁落满城头的尘土，朝着城墙里，哪怕匆匆一瞥，也足以安慰深情与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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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由一早看到考古的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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