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以红都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创建后，蒋介石在调集重兵对我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实施残酷的经济扼杀政策。在临近苏区的国统区，国民党发出连篇累牍的封锁禁令，专门设立“公卖处”和“封锁处”，严加盘查过往货物，企图使苏区陷入“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的绝境。通往苏区的道路交通和邮电通讯被切断，物价飞涨，布匹、洋油、食盐和药材等重要物资供应遇到了极大困难，经济问题成为了“边境割据的致命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年版）。打破敌人封锁，保障战争供给，改善军民生活，活跃苏区经济变得异常紧迫。毛泽东着眼于红色武装割据的特点，提出“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的斗争策略，领导苏区军民在金融、实业和贸易等领域打响了反经济“围剿”的主动仗。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更是军事博弈的关键。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来说，政治和军事力量尚显薄弱，经济和金融活动更是缺乏经验。在一穷二白的中央苏区，要想稳定经济秩序，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牵住金融这个“牛鼻子”。

由于受全国货币金融环境的影响，金融市场鱼龙混杂。当时苏区的货币流通领域充斥着旧政府和旧银行遗留下来的各种杂钞劣币，“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比比皆是。再加上国民党包围封锁日益严密，当地可用于对外交换的物产不多，红军靠打土豪筹到的银元日益减少，部队给养开支入不敷出。要想摆脱这一财政困境，就必须解决钱币问题。

井冈山工字鹰洋（正面）

事实上，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红军就开始了发行红色货币的尝试。年5月，在井冈山根据地腹心茨坪镇的一处小作坊里，红军开始以墨西哥版“鹰洋”为模板，采用传统方法铸造属于自己的货币。为了同旧社会流行的“鹰洋”有所区别，银元铸造出来后，造币厂工人通过手工操作，用钢凿在每块银元正面凿一个“工”字，代表工农兵政府制造，也称为“工农兵银元”，或“工”字鹰洋、“工”字银元。虽然制作工具差、外表较为粗糙，但因含银成色足而信誉较高，深受根据地群众欢迎。

年1月，国民党军攻陷茨坪，厂内设备损失，造币人员疏散隐蔽。因此，井冈山造币厂只存在了8个月。这段为时不长的金融活动为根据地军民克服供应困难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途径，奠定了红色政权货币发行的基础。

同年8月，在被陈毅称之为“东井冈”的东固县，东固平民银行成立了。这是红色政权创办的第一家银行。银行堪称“百业之首”，是经济发展的龙头。毛泽东对东固平民银行寄予厚望。年2月，红四军到达东固与红二、红四团会合后，他在东固苏区领导人李文林的陪同下，亲临东固平民银行考察，并派人给予指导和改造。东固平民银行印制了江西省境内工农政权的第一张纸币，流通于东固根据地以及邻县地区。在随后的斗争中，无论基金是否宽裕，银行都能坚守信用，做到随到随兑，使该纸币深受欢迎，很快在根据地流通。

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此时，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吉安城内的金融流通不畅，红军军费及政府开支紧张，建立赣西南统一的财政经济和银行货币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苏维埃政府决定在吉安城创办根据地统一的金融组织——江西工农银行，颜达担任行长。银行成立后，先后发行4种“暂借发行券”、铜元票投放市场。年12月，红一方面军在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斗争期间，主要的给养，诸如粮油、食盐、木柴和蔬菜等，就是由这些“暂借发行券”筹集。在充足的物资支援下，红军在5天之内两战两胜，歼敌1万多人，活捉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彻底粉碎了第一次“围剿”。

在福建龙岩，建立红色金融的尝试也在同步进行。年11月7日，由阮山、曹菊如、邓子恢等7人为银行委员会委员，阮山任行长的闽西工农银行正式成立。闽西工农银行除发行货币之外，还发行了20万元股票，每股股价1元。各级政府、工会、部队组织募股委员会动员广大军民募股。一时间，闽西苏区内掀起购买股票的热潮。银行基金快速充实、扩大，有效促进了区内商品经济发展。史料记载，当时的长汀县城商贸繁荣，热闹非凡，享有“红色小上海”的美誉。

年2月1日，随着瑞金中央政权的建立，为了统筹中央苏区内的经济发展，红色政权第一家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村正式成立。这家“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成立之初，全行仅行长毛泽民，会计曹菊如，记账员、出纳员、兑换兼杂务5人，资本金万元为红军在漳州战役时筹款所得（余伯流何友良：《中国苏区史（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年版），办公地点是一幢“三室两厅”的普通农家小屋（梅黎明：《解读中央苏区》，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年版），金库是10平方米的柴房。然而，就是这样一家简陋的“袖珍”银行，自建立伊始就承担起了建立苏区财政金融制度、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的重任。为统一苏区货币制度，年7月，国家银行首批国币开始印制，包括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和壹圆五种面额。同时，国家银行先后发行了多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和一些短期革命战争公债（梅黎明：《解读中央苏区》，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年版），依靠民众力量来解决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中“钱荒”“融资难”等问题。

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创立，打破了主要以外商银行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势力、以钱庄（银号）为代表的中国旧式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信用机构构成的旧中国金融体系，创立了以货币为本位的苏维埃金融体系，打击了制造运输使用假币以及造谣破坏苏区银行信誉等不法行为，正式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为了使农民获得低息无抵押借款，免除地主豪绅、资本家和奸商的重利盘剥，中央苏区还设立了信用合作社和借贷所等金融机构，探索股份制集体经济，调剂金融，有力地对抗了敌人的封锁。

在中央苏区内，红色金融在白色恐怖的夹缝中逆势而生，重新建构了一种以低息为特征的信贷基本制度，形成了一套独立统一、具有鲜明阶级特色的货币金融体系，在支持革命战争、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商品流通、支持合作化运动、巩固苏维埃政权等方面大放异彩。

年10月，由苏维埃国家银行精选出来的随军人员和掩护人员组成的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带着装有黄金、银元、苏维埃纸币和印钞机等物品的多个担子，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年1月7日，红军进入遵义城。第十五大队将没收军阀的食盐等紧缺物资作为准备金，开展苏维埃币的发行和流通工作。3月11日，红军撤离遵义城，老百姓手中尚有部分苏维埃币来不及兑换。年春，任弼时、贺龙等率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黔西地区，了解到相关情况后，认为这是关系到共产党和红军信用的政治问题，于是花费1万多块银元，兑换回了已无法使用的“红军票”。此举虽让红二、六军团的经费更加捉襟见肘，却在老百姓中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长征途中，在马背和挑担上艰难前行的苏维埃国家银行，把红色信誉的种子播撒在了沿线群众心中，并最终在陕北“浴火重生”。

民以食为天，兵以粮为本。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央苏区，土地和粮食问题不仅牵动着农民的心，而且还直接影响红军的士气。当时，只要是红色风暴所及之处，都会引发“分田分地真忙”的轰动效应，土地革命成为了动员、组织农民的有效手段。

由于支援革命战争，农村青壮年男子纷纷外出参战支前。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苏维埃政府组织农民成立耕田队、劳动合作社，以村或乡为单位实行家庭轮工、劳动互助，统一调配劳力，同时还积极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弥补青壮年男性劳动力不足的短缺（梅黎明：《解读中央苏区》，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年版）。

随着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中央苏区赢得了相对安定的时期。为促进农业生产，苏区在辖区内采取了建立合作社放款的方式促进生产。年4月，中央苏区政府发布《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由苏区国家银行从信贷资金方面给予有力的支持，这是红色股份经济的初期实践。

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农民生活困苦，无力购买耕牛等生产资料。年5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了搞好春耕生产发布训令：“农民须尽可能地集股去买耕牛共用，亦可向信用合作社借贷。”经过多方努力，年春季，闽西苏区添买耕牛多头；同年4月兴国县组成犁牛合作社72个，瑞金县和长汀县则分别建立同类合作社37个和66个（梅黎明：《解读中央苏区》，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年版）。

在中央苏区政府的领导下，农民通过组织劳动互助社，利用农余时间，进行开荒和兴修水利，不仅防治了水患，还改良了土壤。年至年内苏区各县粮食产量均增加10%至20%。

有了厚实家底，年中央苏区虽因战争激烈导致农业减产，但截至红军长征出发前，根据地内没有出现饥荒，没有影响部队的基本战斗力。

战争缴获只能解一时之需，并不是长久之计。人口最多时不到万人的根据地能抗击国民党政权以倾国之力进行“围剿”近4年之久，中央红军能始终坚持战斗并且发展壮大，其中重要原因正是共产党人学会了“实业兴邦”。年底，苏区财政在国家银行透支总额达56万多元。为了解决经济窘境，苏区找到了一个重要财源，那就是开采钨矿。

钨矿是军事工业的特种原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其稀缺性和军事战略价值日益凸显，钨砂石成为比黄金还贵重的“石头”。西方列强争相抢购囤积，出口需求激增，可谓“特矿之首”。当时赣南钨砂的储量和产量都居世界第一，国内其他矿山均难以望其项背。

红色金融家毛泽民

年初，受毛泽东委派，在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和上海法租界商务经营中大显身手的“红色管家”毛泽民来到赣南于都铁山垅矿区进行调查研究，走访会挖钨矿的工人。回来后，他马上从国家银行调拨钱款，组织多工人成立了公营铁山垅钨矿。这是苏区的第一个公营钨矿，产品向广东输出。

此时，“南天王”陈济棠也打起了赣南钨矿的主意。年6月，陈济棠派兵进攻大庾、南雄。7月，红军在水口以付出重大伤亡为代价，击溃粤军20个团，而后遣返俘虏并表示愿意商谈。恩威并施之下，陈济棠私下派人和苏区达成钨砂交易秘密协定，红军因此得以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线上撕开一个口子。

“南天王”陈济棠

当时中央苏区急需盐、布匹和日用品等物资进口，能够出口的物品中，钨砂成为大头。为此，毛泽民从苏区银行调拨资金开办了“中华钨砂公司”，亲自兼任总经理。年，中华钨矿公司所属公营钨矿开采、合作社收购的钨砂总量比年增加了将近4倍，保证国家银行有足够的收入，基本解决了财政透支问题。至中央红军长征前，毛泽民领导的中华钨矿公司职工发展到0余人，下辖盘古山、铁山垅、小垅三个矿场，年产量1吨（周金堂：《井冈山斗争与中央苏区时期党的经济工作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这家“大型国企”成为中央苏区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

与此同时，中央苏区还相继开办兵工厂以及红军被服厂，而印刷厂、造纸厂、织布厂和硝盐厂等与军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业工厂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同时，交通运输和邮政电讯等产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邮政干、支线以及纵横苏区内外的无线电网络，这些基础设施有效便利了联系，成为一条条会通苏区内外的生命干线，有效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自古以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社会的繁荣离开商贸，就如一潭死水。自从红旗插上井冈山的那一刻起，土豪劣绅的盘剥和国民党的封锁就没有停止过。经济“围剿”下，赤白区之间的贸易日渐减少，根据地军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陷入困境。为了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毛泽东睿智地指出：苏维埃“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粮食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

早在年7月，湘赣边界党和政府就修复和开辟了草林、大陇等红色圩场，不仅搞活了经济，繁荣了市场，而且还巩固了政权。每当圩场逢圩之时，人们叫卖问货，讨价还价，熙熙攘攘，热热闹闹，无拘无束，公平买卖，到处是一片繁荣兴隆的景象……随着赤白贸易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从圩场集散的小型贩运，由单纯地从白区秘密采购，发展到赤白区互相往来的交易；由肩挑背负的陆运，发展到江河流域的船运；由无组织的零星购买，发展到有组织的计划采购，封锁线上的红色贸易呈蓬勃发展的趋势。

为了解决粮食生产的不平衡问题，年，中央粮食调剂总局成立，同时设立了省、县、区三级调剂局负责调剂粮食余缺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区内部粮食生产的结构性矛盾。年以前，苏区除钨矿贸易由政府经营外，粮食交换、布匹以及食盐的贸易主要被穿梭于红白区域之间的商人包办，苏区内外工、农业品之间巨大的“剪刀差”，让他们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吃亏的是苏区政府和群众。毛泽东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张必须由政府来管理商贸。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分析说：“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

政府管理进出口贸易，需要财政投入大量资金。在上述报告中，毛泽东就谈到中央政府发行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如何使用的问题。他指出：“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毛泽东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根据地货币投放重点的科学选择。

年2月，中央苏区政府人民委员会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下设立对外贸易局，还在重要的出口处建立了10个直属的物资采办处。全苏区基本贸易机构已经健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对外贸易网，促进了经贸工作的有力开展。

随着合作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互助合作开始进入流通和消费领域。为了保证根据地内群众的消费，国家银行还以借贷方式支持合作社商业的发展。据统计，江西、福建两省的17个县内共建成合作社个，股金30余万元。被称为“苏区模范县”的兴国就建立了个消费合作社、83个粮食合作社，使其商品供应平均每月能有3万元以上的规模，扩大经营又免受奸商剥削。

才溪十八乡消费合作社旧照

年春，中央苏区各区、乡普遍建立起消费合作组织。年12月，中央国民经济部在叶坪召开了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在全苏区消费合作社开展革命竞赛，奖励优秀者。苏区消费合作社的成立有力地消弭了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价格“剪刀差”现象，对于巩固工农联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发挥税收调节进出口、促进贸易的重要作用，中央苏区在边区水路交通要冲地带设立“边境关税”，采取从量计征和从价计征两种方式征收。征收关税的原则，以苏区群众需要为标准，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物资则适当降低征收额。

此时，除少量商品仍依靠商人交易并限制其牟取暴利外，多数商品的输出和采购改由苏区精心挑选的干部战士经营。“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在中央苏区多元发展、齐头并进，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人民群众生活因此得到了极大改善，纷纷参战支前，工农红军“收拾金瓯一片”，苏区的“红色堡垒”更加巩固了。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期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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